悯、调侃的口吻说：‘瞧，这个中国猴子’张兄，你在日本留过学，当有一番见识，我说的有没有差？”

    张群沉着脸回道：“确实如此。”尽管他对吴安平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引用于政党斗争，有些不以为然，但作为这时代的中国人，他对国家积弱及遭列强侵略的事实，同样感到痛心疾首，尤其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使他的感触比一般人其实更深。

    “所以，我反对苏联，但不反对中国共产党。虽然现在共产党受苏联影响太深，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还不如说是苏共中国支部，但这只因为其成立时间太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助其早日独立，而不该任其倒向苏联。一个新事物出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天生正确，就成熟，不说别的，当初孙先生犯过的错误就同样不少，否则哪来的‘护法运动’，哪来的‘北伐’。”

    “对共产主义，我说不上赞成，也说不上反对。我相信，任何一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都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如果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有生命力，在不断壮大，那我们就该问问为什么，而不该简单粗暴地将其铲除。因为思想是无论如何也铲除不干净的，而每一种能生存并壮大的思想，必然有其现实意义。”

    “单纯的反对、抵抗乃至视而不见，都不是最好的应对办法。相反，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向对方学习，吸收其优点，以成为自己同样具备的优点。所谓‘全盘西化’，无论立意是否正确，说明的不正是这个道理？孙先生一生**，不能说毫无成就，但为何只有在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始有北伐之席卷全国的声势，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吴安平啰啰嗦嗦又说半天，张群简直没有插话的余地。不是张群口齿不利，而是吴安平所说都只从大处着眼，根本让他无从辩驳。当前无论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分歧，还是国共两党间的纷争，都是从小处着手，大方向始终一致，无非反帝、反封建，这牵扯到政党理论的主旨，他再能言善辩，也总不能先朝自己开上一枪，以证明对方的谬误。

    谈了几个小时，差不多都是吴安平在说，张群在听，蒋百里在观察。天知道吴安平哪来这么多道理，竟能滔滔不绝说上几个小时。这也让张群有些讶异，他从没见过这种类型的领袖，或者说是大权力者。

    中午的午宴很丰盛，吴安平绝不曾怠慢这位特使。但张群需要整理思绪，并向南昌的蒋介石做一下汇报，所以原本定好的下午参观之事，只能留待明日再进行。不过，张群此来不过是预作接触，国民政府如真决定要与西北联合，双方还需要更为正式也更为繁琐的协商及谈判，并不急在一时。

    “我就是说再多，南边那些人也是听不进去，何必呢？”蒋百里问道。

    吴安平长长舒了一口气，笑道：“还是有用的。不管他们能不能听进去，最起码我要摆明自己的立场。同样有句老话说得”

    蒋百里突然接道：“勿谓言之不预”

    吴安平点点头道：“就是这句话，勿谓言之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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