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六镇还有联军自保之意，那到吴安平提兵横扫陕西，这六镇其实便已熄了对抗之意，只等解放军招安，交换一个好待遇了。让当官便继续做官，当不了官做个地主豪绅，也并不是那么不可接受。

    但吴安平根本没打算与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妥协，自然便忽略了这个问题。到西峰通电，《除罪令》和《西北土地法案》陆续出台，这些人终于明白，吴安平非但不会与他们妥协，更百分百会成为他们及他们家族的掘墓人。

    《除罪令》是什么意思？有罪的自行交待，施害人与受害人和解，此后便既往不咎。《西北土地法案》什么意思？百般施法，要从大地主手中将田地抠出，或赎买、或暴力收缴、或抽空当地劳力巧妙逼迫，然后或分田、或还林。一个割据一方的镇守使，如果又不是两袖清风，那罪行会少吗？又有哪一个不是大地主？

    单说马璘，其家族便是东乡地区三大地主集团之一，占有田地足有数万亩之多。这些田地来路当然并非都十分干净，其家宅几处横梁，都不知吊打过多少不服管教的农户，麻绳都不知磨断了几根，其他如拉丁、抽税，又不知逼得多少人家破人亡。这样的罪行不说骇人听闻，但要清算起来，大宅内外数百口子，恐怕九成都得去蹲苦牢。

    中国人历来有土地情结，这些人拼命聚敛土地，就因为意识到田地是其财富根源，是家族延绵永续的命根子。而吴安平摆出来的姿态，是既要清算其以往罪行，又要分薄其田地，这样的事情贫民百姓或许拥护，对这些历来手眼通天的官绅来说，无疑是要打断其脊梁、抽掉其命根，想不让他们拼命都不行。

    在解放军控制区推广《土地法案》，虽有零星抗拒，但有军队强力镇压及政策辅助，倒并没闹出什么乱子。胆小的在《除罪令》到期前，便百般笼络讨好百姓，各个达成和解，只要其土地来路合法，并没受到什么刁难，那些开明地主及乡绅更是如此。

    但甘陕建设计划全面启动，陇东集团大肆招工，不少地方人力都被抽调一空，空有百千亩粮田，无人去种也是白搭，很多地主因此不得不妥协，接受陇东集团的赎买或以相当产业进行置换，另寻生财之路。而那些品性不端又抗拒新政的地主豪绅，即便其再撒赖放泼，解放军也是毫不心软，一次警告不听，第二次就直接收田收地，倒连半个子也不用掏了。

    甘肃五镇正因为自忖属于被镇压一列，又不愿轻易放弃权位富贵，当冯玉祥派人联络之时，便再顾不对解放军的恐惧，答应了其趁机举事搅乱吴安平阵脚的要求。当然，他们也另有安排，像裴逮准、吴桐仁早把家眷财富经藏区转移到了川北，而回镇三马则同样将至亲及大部浮财送至银川，再按马福祥的安排散入到了各地购买产业。

    若西北军获胜，则一切都好，冯玉祥已应允五镇各安其位，并有可能分得陇东集团大笔财富；若撼不动解放军，那拍拍屁股离开西北，吴安平也未见得就能追至天涯海角，虽然失了田地，照样能保得一生富贵，这总比受解放军摆布要强得多。吴安平自然想不到，竟是自己正推行的一些政策，惹得这些他已看不眼的小角色，要跟他拼命了。

    而阎锡山之所以在局势还未明朗前便有异动，在晋陕边界大举增兵，主因也是看到吴安平的行事风格太富颠覆性。如果在山西西面出现这样一支强大的势力，拿脚底板想也是祸非福。阎锡山与冯玉祥虽有仇隙，但同属一类人，唇亡齿寒，他不能没有顾虑。

    另外，阎锡山已倾向易帜北伐，如此冯玉祥便属盟，不管以往仇隙多深，能帮一把，总比西北军战败，独留山西夹在解放军和奉军之间要强。

    阎锡山只想牵制解放军兵力，使其无法顺意调动，以减轻冯玉祥面临的压力，所以增兵只是增兵，事先他早有交待，各部只要摆出进攻姿态就行，万不可开枪放炮，向对岸解放军直接挑衅。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冯玉祥竟会阴他一手，买通他的部下，直接将迫击炮弹打进了黄河对岸的府谷县城。

    解放军的实力外人总看不清、猜不透，但吴安平作为总司令，自然对此心中有数，如果凭借十几万现役军队及二十多万预备部队，还要吃阎锡山这个闷亏，无论如何也是他不能接受也不愿接受的。于是，晋军开始遭殃了。

    吴安平下令，黄社旺率飞行团第二中队移驻榆林及西安，轮番轰炸在黄河东岸集结的晋军；同时，第六师靳鹏部在西安以北寻机渡河，沿东岸北进，与飞行中队互相配合，彻底击溃东岸晋军，并将其向山西腹地驱赶；梁冠英第十师配合调动东岸晋军；安柄朝负责在陕北及关中组建新师，并随后渡河，沿黄河一线，在东岸五十里范围内建筑永久工事，设警戒区。

    阎锡山已然先动，吴安平便不再客气，他虽然并无与晋军再决生死之意，但已决定占据黄河东岸五十里条状地带，以方便接下来治理黄河及筑桥改善陕北交通。

    命令下达后，他便不再关注陕北之事，而将注意力转回到兰州及陇西，五镇联军虽弱，但远比晋军麻烦的多。这些军队说不多强，但根本未与解放军打正面，只在各处乡间及防卫薄弱处骚扰奔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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