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架r1侦察轰炸机及驾驶员下落不明，在目前深受苏联影响的西北军中，究竟会掀起什么波澜，吴安平并不知道，但海原空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五日，冯玉祥突然通电全国宣布北伐，而其第一个要讨伐的目标，赫然便是吴安平的甘陕势力。虽然冯玉祥誓师讨甘势在必然，但选在这时节发动，恐怕苏联顾问团也多少施加了一些压力。

    通电列举了吴安平十大罪状，其中大半经不起推敲，但有几条却很能迷惑人心。

    罪状，指责吴安平不顾甘陕贫瘠，肆无忌惮扩充军队，意图分裂西北。本来经过先前舆论热议，国人对西北分裂之说只是存疑，对吴安平并不曾群起围攻，但这次冯玉祥耍了一个小手段，在极力渲染西北贫瘠现状的同时，却坚定无疑地指出，解放军连守备部队及新兵在内，总兵力已超过三十万。

    冯玉祥的情报其实不太准确，如果算地方守备营及在训新兵，解放军总兵力实际已接近四十五万。但冯玉祥感觉自己已是尽可能多说，而且三十万部队已是民国数一数二的庞大规模，尤其对甘陕来说，这样规模的军队清亡后更从未出现过。

    国人在惊讶解放军强大的同时，不免给以寡击众的西北军许多同情，而稍加思索，许多人便恍悟冯玉祥隐藏的暗示：确实，以甘陕众所周知的贫瘠，如何养得起这样一支军队？这时，原本就质疑吴安平的人又跳出来抨击，历数西峰通电的内容，逐项质问《国民保障条例》中的内容，称哪来数十万吨粮食保障千万人口粮？以低薄的税赋如何支撑全民免费教育？

    这些抨击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鲁迅一篇《吴大都督的“福利”》，文中极尽嘲讽之能事，但每一句又都说到了点。事实当然与国人认为的不一样，但吴安平却无力反驳，因为抹去d7引擎的存在，他根本无法解释为何能无中生有，在西北富民、扩军两不误。

    吴安平是不是说空话，甘陕民众自然最清楚。在这件事，兰州及西安的所有报刊，无论自身何种政治倾向，都以详实的例证列举甘陕可喜的变化，群起声援吴安平及西北临时政府。但有问题的是，连他们也说不明白，以甘陕的贫瘠是如何支撑着这样的体系，这一点被目光敏锐的人点破后，这些声援便显得有些虚弱苍白。

    第二条罪状，是指责吴安平独裁。冯玉祥倒没有煽风点火，而是将甘陕政体的架构形式径直披露了出来，但这正击中当前国人崇尚共和的软肋，吴安平不可避免遭受无数抨击，终与张作霖并称为“共和中国之两大毒瘤”。至于吴佩孚和孙传芳，原本也该名列其中，只是两人势力破灭在即，再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条罪状吴安平同样无法反驳。辛亥革命后，历经讨袁、护法等无数运动，共和观念在民国可谓深入人心，由于过去的集权者基本没干什么好事，“独裁”一词在国人心目中，就径直与“反动”联系在一起，任何当权者只要具备这样的特征，都难免招来铺天盖地的指责。

    吴安平不可能在西北搞什么共和，所以只好沉默，但在许多国人看来，沉默即是心虚。

    第三条罪状也值得一说。冯玉祥指责吴安平肆意侵夺百姓财产，任意羁押甚至处决异见者，为证明此事真实可信，他公布了一份受害者名单。吴安平检查这份名单，发现还真确有其事，只不过其中九成是历次清洗的对象，还有一成是《西北土地法案》公布后，没将《除罪令》放在眼中，进而遭到打击的地主恶霸。

    遭到清洗的赃官劣绅不必多说，但正与苏联及合作的冯玉祥，竟将恶霸地主也列名其中，这就有些耐人寻味。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领导的农会组织，在各地尤其是两湖发展尤为蓬勃，但因准备不足，大量流氓无产者被吸收进来，由此使运动失去控制，对开明地主及富农阶层造成极大冲击，打砸抢掠杀时有发生。

    《西北土地法案》同样有土地革命的色彩，但相对要温和得多，是一项以城市化、工业化为导向，以政府赎买、劳力迁移为手段，兼顾散田还林及区块垦殖的系统工程。虽然对视《除罪令》为无物的恶霸型地主，仍不免镇压，没收其大部家财田产，但基本能做到有理有度，而且由于此事是由而下推行，可控性很强，可以说秩序井然。

    这些情况冯玉祥不可能不知，但他仍拿甘陕说事，显然是想激起民国层社会和甘陕周边势力，对吴安平及解放军的仇恨和恐惧。要反驳这一谬误，吴安平自说自话没用，他准备过段时间，邀请各大报社到甘陕实地访察，在消除误解的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其实这些都是后话，吴安平最关注的，还是西北军的军事行动。

    冯玉祥的讨吴通电是在中午发表，但西北军各部却是在十二月五日拂晓发动的进攻，比通电时间实际早六七个小时。

    为方便指挥，冯玉祥调整编制，将在宁夏的军队分为了七路军。第一路军是方振武部；第二路军是马鸿逵部；第三路军是韩复渠部；第四路军是石三部；第五路军是刘汝明部；第六路军是孙连仲部；第七路军是门致中部。除此外，还有直属部队，鹿仲麟、宋哲元及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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