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九章人才（2）

    北伐战争已进入高潮，南北或战云密布或已经打成一团。为逃避战火，接受陇东集团邀请来西峰的人很多，并不止巴玉藻等航空专才。此外，受西峰通电及舆论影响，一些认同吴安平理念的人，也由各地辗转向甘陕涌来，这些人中学者、专家、工程师也不鲜见，可说全面增强了临时政府及陇东集团的实力。

    受赵元贞、张宸枢等所邀，陶行知、黄炎培两位教育家也先后抵达了西峰。

    几天后，陶行知决定留在甘陕，推动平民教育促进会甘肃及陕西分会，配合临时政府的乡村教育计划，在两省全面推广平民教育。黄炎培此时刚在江苏设立农村改进实验区，不过他觉得甘陕基础及条件更好，同样决定抽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大部力量北上，与陇东集团内部的职业教育结合，在两省全面推广大职业教育。

    其实，其他教育家如晏阳初、张伯苓、陈鹤琴等也收到了邀请。

    不过晏阳初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并已建立平民教育实验区，短时间内根本抽不出身到甘陕来。张伯苓正在天津创办南开教育体系，建完女中后，正筹建小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同样诸事缠身。而陈鹤琴却已答应会来西峰考察，只是他正处在归纳总结儿童教育实验成果的关键时期，要押后两三个月才能成行。

    除这些人以外，教育界收到并接受邀请的人还有不少，只是名气比起以上几位稍有不如，倒不用一一赘述。

    而几乎所有受推崇的大学校长、教授、学者，手中都同样有一封发自甘陕的邀请信，虽然各居其职各从其事，不太可能抛弃一切到西峰来，但几乎都答应会对甘陕的教育做出扶持。对于教育，民国知识界的态度其实很一致，无论其党派及政治倾向如何，都是极力赞同推广及扩大的。

    一些教育家之所以能到西峰来，并改变甚至放弃原定计划留在甘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西北临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绝非其他当局所能比拟。虽然吴安平不可能亲自投身其中，但他制定的计划，魄力之大足以让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咂舌，一亿银元的教育专项资金，别说这些教育家没听过，甚至连想象都不敢想象。

    这一亿银元，存放在西北建设银行，只要是教育所需，经简单核实后便会无条件拨付。

    甘陕也有不少本土教育家，例如绥德四师的刘子洲、西北大学的李仪祉、王凤仪，再如吴安平熟识的张宸枢、赵元贞、张丰阜等。不管其属中共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亦或是刚加入新民党，吴安平都一视同仁，将教育方面的事完全交付他们实施，现在又有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加入，他更是不用再多操什么心。

    陇东集团内部的基础扫盲及职业技术教育，本就一直没停止过，以后也将一直进行下去，而这种教育虽然会和教育家主导的民间教育有衔接，但却是另成体系，吴安平暂时没有将之合并的意思。对民间教育，他在几乎完全放手的同时，也提出几个要求，一是覆盖面尽可能广，二是层次要尽可能齐备，只要师资力量允许，幼小中大四级教育就要全面展开。

    除这些教育家外，其他机械、工程、医疗、化学等各类专才也都有一些，不过层次都不算太高，吴安平集中座谈几次，便任由关岭东他们去操持，自己不再插手具体安置的事。不过当白俄及南洋华人抵达时，需要他亲自出面的次数自然便又多了起来，毕竟这不仅关乎西北引进人才的大计，往长远说，他在苏联及南洋还有些计划，这也需要提前做些准备。

    由于俄国十月**、内战、俄波战争以及一九二一年与一九二二年的苏联饥荒，陆续有两百多万俄国难民逃亡国外，其中大部分流亡到欧洲，进入中国的白俄则有三十万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北、新疆、上海等地。基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多方面原因，这些俄国难民的生存状况很差，而且难以取得所在地的合法身份。

    到西峰的这一批白俄，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来自上海法租界。

    由于北洋政府最初不愿接收，白俄进入上海的过程十分曲折，直到北伐战争开始、五卅惨案爆发，才给他们提供了站稳脚跟的机会。上海租界局授命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组建“俄国义勇军”，以帮助抵御北伐**军，而白俄难民也代替罢工的工人和职员，大量进入停工的工厂和企业，以破坏和抵制罢工斗争。

    应该说，这时上海白俄的处境比先前要好上不少。不过，由于苏联废除了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们全成了无国籍者，并不享有治外法权，而且他们既不通英语、汉语，又不善于从事体力劳动，所以还是有很多白俄沦为社会底层，甚至不得不靠妻女当舞女来维持生计。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男女白俄，在从事犯罪活动。

    这些俄国难民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还有不少贵族、农场主、手工场主、私营业者，但中高级技工却没有想象的多。这自然是因为苏共好歹打得是工农牌，如果不是畏惧战乱和饥荒，技工的数量还要更少。

    陇东集团招揽的这千多白俄，工程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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