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求知欲旺盛而又领袖欲极强，绝不甘屈居人下。

    但冯玉祥也有几个短处。一是气量偏狭，不能容物，故常在重要决策之际受意气蒙蔽，而做出错误决断；二是自大骄傲，目中无人，喜弄权术而缺乏诚意；三是魄力不够，利害心重，在患得患失之间，往往只顾眼前，看不到更深更远的影响，这也是他的最大弱点。

    虽然五原誓师之时，冯玉祥信誓旦旦要“联俄、联共”，但实质上其政治态度并不坚定，所谓“联俄、联共”很大程度上只是利己的权谋，缺乏必要的诚意。他亲苏俄，无非利用于一时，争取各种援助，以解西北军倒悬之急，而苏俄支持冯玉祥，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想借他之手，操纵中国政局，不然他们没必要对一位基督将军表示善意。

    纵然西北军借道陕西直扑河南对北伐有利，但一来冯玉祥并不信任解放军，生恐中途有变，二来即便进入河南，以西北军这数万残军，经过与直军对耗，根本剩不下多少实力，也无法应对晋系、奉系在北方的进逼，到时候吴佩孚的势力或许确实消亡，但西北军也必将陪葬，这是冯玉祥绝不愿看到的。

    西北军是冯玉祥根本的力量凭依，他还是想先找块地盘恢复实力，然后才挥军加入北伐战场，以消灭北洋势力，实质履行爱国者的承诺。想来想去，既不能向东再硬碰奉系、晋系的联军势力，自然只有西进与解放军掰掰手腕，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西北之王。

    西北军从未与解放军直接交战，冯玉祥自然不会认为自己亲手打造的军队，会不如解放军强大。虽然解放军横扫甘陕，从无敌手，但对张兆钾、孔繁锦的甘军，以及刘镇华的镇嵩军，冯玉祥更看不上眼，他认为只要集合西北军三万主力，这样的敌人同样不堪一击。

    这其实不算自大，西北军确实战力强横，但冯玉祥不知道的是，解放军横扫甘陕前后消灭二十万军阀部队，其自身战损却是不可思议的小，其间阵亡士兵总数连两千都未达到。如果知道这个信息，不知道冯玉祥会嗤之以鼻不肯深信，还是会干脆打消进攻甘陕的念头，老老实实借道，或干脆窝在宁夏、绥远休养生息。

    由于解放军的政治态度并不明确，于右任、刘伯坚自然对冯玉祥更加信任。而且此时冯玉祥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北军又已加入国民**军，一边是可能的新军阀势力，一边是自己一方的**势力，其倾向性如何不言自明。见冯玉祥打定主意西进，两人便不再相劝，反而帮忙谋划起来。

    冯玉祥在五原重组西北军，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庭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其旧部收到消息，纷纷前往五原投奔，张之江由宁夏赶去，石友三亦由包头赶去。

    当时包头已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可是周围的部队全是西北军降军或溃军，所以冯玉祥便随石友三一起到了包头，在那里征召旧部，整顿军队。

    暂时来说，甘陕北线并未有任何战事爆发的迹象，但尚纪元在从固原发回的电报上，已做出提醒，宁夏的西北军正越来越多，而马鸿宾的回镇马军，在海原以西的活动又趋于活跃。这似乎都表明一个事实，冯玉祥确实有夺取甘肃的野心，或许等其整顿好西北军败军，就是图穷匕见的一刻。

    尚纪元的独立师虽已扩充到一万人，但一旦与西北军发生碰撞，其实力还稍嫌不够。为加强北线实力，吴安平下令第一师留守西峰，而警备师则由师长黄日新率领，开赴固原，暂归余铁鹏的第三军节制。同时，他命令驻防兰州的李章第四军，立即向北攻占白银，给宁夏镇守使马鸿宾一个教训，也让他知道知道，站错队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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