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赵元贞、狄世襄、胡毓威这些甘肃省政要人，城内监牢之中，也正有人在议论时局及突然崛起的解放军。自甘军攻破兰州，就有不少人被张兆钾投入了大牢，其中既有西北军系统的人，也有共产党甘肃支部的人。

    驻甘西北军被甘军击败，除刘郁芬中流弹身亡，其他如第二师师长孙良诚、第四旅旅长梁冠英、第五旅旅长张维玺，以及戴靖宇、丁振国、张印湘、倪王声等人，都被张兆钾俘虏，暂时关押在牢中。除了这些人，甘肃省长薛笃弼、警务处长赵席聘，因同属西北军系统，也遭到清洗，同在牢中。

    共产党方面，甘肃特别支部被张兆钾一网打尽，宣侠父、钱崝泉、张一悟及一些核心党员都在狱中。

    张兆钾为迎合北洋联军的“讨赤”口号，攻破兰州后，派甘军大搜全城，抓了不少共产党员。不过，就算不为迎合北洋，张兆钾还是会动手，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除了宣传革命思想，还在协助西北军整顿部队，本身就站在甘军的对立一面。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数次邀请孙中山北，一时博得社会普遍同情，但实际，冯玉祥并不理解孙中山事业的意义，他对国共两党及苏联的政治态度，其实是出于实用主义考量。

    当时，西北军虽然控制北京，但在政治既没有掌握中央的任何权力，军事又承受着奉系的巨大压力。冯玉祥急需扩充军队，但既无金钱又无武器，所以只能向国民党靠拢，并由此而从苏联取得军火武器，舍此别无他途。

    共产党、国民党、苏联也将冯玉祥的国民军作为联合的对象。冯玉祥接受左翼力量的一些建议，如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允许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军中公开活动等等。有鉴于此，左翼政治力量均认为冯玉祥有较大的进步，共产党也认为西北军倾向革命，是一支区别于奉直军阀、较为进步的军事势力。

    而右翼势力则攻击冯玉祥及西北军“赤化”，在华的外国记者都不再称冯玉祥“基督将军”，而改称他“赤色将军”。但实际，冯玉祥及西北军的政治表现有复杂的背景，其“进步”的局限性极大，功利实用色彩颇浓，往往处境困窘时与左翼力量联系较多，反之则少。苏联顾问也抱怨说：“冯在军中对政治工作严加限制，只是在需要和符合冯的利益时才许可。”

    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其他军阀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他没有列强背景，并始终表现出坚决的反帝立场和爱国热情。所以，国共两党与苏联，虽明知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左右摇摆，仍希望能加强影响，将他及西北军改造过来。

    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李大钊在北平接见了宣侠父、钱崝泉等人，安排他们去张家口帮助西北军整顿军队，并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后刘郁芬代行甘肃军务督办，率军开赴甘肃，宣侠父、钱崝泉便随其西进到了兰州。

    张一悟则比宣侠父、钱崝泉还要提早两年到兰州。

    他是榆中人，“五四”运动后，经李大钊安排，进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三年前毕业，后在兰州省立一中、女子师范等学校任国文、历史教员。任教期间，他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教之外，还曾在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的军队里担任武术教官，给士兵讲授步兵操典，传播革命思想。

    去年冬天，在兰州侯后街16号张一悟的住处，宣侠父、钱崝泉根据李大钊提供的线索，与张一悟接组织关系，并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在甘肃建立地方组织的指示。12月，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悟任支部记，宣侠父、钱崝泉为支部委员，核心党员有贾宗周、寿耀南、邱纪明、李印平等人。

    无论西北军还是共产党，张兆钾都是要铲除的，只是为震慑其余甘肃六镇，他将处决这些人的时间，定在了八镇联席会议之后。没想到解放军攻占平凉的消息突然传来，不但使张兆钾预备借之登顶甘督的八镇会议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还将处决西北军及共产党的事耽搁了下来。

    张兆钾、孔繁锦决定出逃河西之时，曾命甘军到监牢枪决西北军俘虏及共产党员，但当时解放军已经突击到西关大街外围，那一队甘军见势不妙，在往大牢的中途就四散逃命去了，这才让孙良诚及宣侠父这些人逃过一劫。

    西北军的人和共产党员虽同处一个监牢，却分两处关押。

    当枪炮声响彻全城，这些人便猜到兰州局势又有变故。

    孙良诚道：“难道解放军打进了兰州？”虽然身在牢狱，但先前甘军东进剿匪闹出的动静很大，通过狱警，这些人也知道了一些风声。

    梁冠英道：“哪有这么快。解放军就算本事再大，张兆钾数万甘军也不是泥捏的，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让人打到城下。”

    但这时铁栏外一个狱警却插话道：“好像真是解放军进城了。”

    几个西北军将领面面相觑，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孙良诚道：“这解放军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先前怎么从未听说过？”他看了看薛笃弼及赵席聘，发现这两人也在摇头。于是他又问那狱警道：“老兄，你听说过解放军是哪一家的部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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