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北京和天津等地，发展迅猛。该行初期发行的纸币是用原“察哈尔兴业银行”券加盖“西北银行发行”字样，有一角、两角、五角三种。前几个月正式印刷的西北银行券才开始发行，分有十枚、二十枚、五十枚铜元券和一角、两角、一元、五元、十元银元券。

    来得人叫姬奠川，兰州西北银行的经理兼银行总办。一见面，姬奠川就说明了来意，希望吴安平的陇东集团能注资西北银行，当然西北银行也要付出相应股份。

    吴安平没有说行还是不行，而是先询问了西北银行目前的状况，虽然姬奠川的话中有许多掩饰，但是他还是从中听出了一些问题。

    西北银行并不是民间银行，带有很强的西北军色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银行的主人就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而不是北京政府的财政部。虽然这个银行的成立，理论上对于西北的工商业和农业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但正因为难以摆脱西北军的影响，所以冯玉祥的兴衰直接决定着西北银行的兴衰。

    而且，当前中国政局混乱，军阀林立，无论官办银行还是私人银行，都难以在这样的时局中保持独立性，在很多时候，不可避免会成为军阀个人的敛财工具。就拿西北银行来说，它才有多少本金，1925年这一年时间，就敢在兰州发行了三百五十万的银元券？西北银行根本没有将之兑换的实力，这其实就是拿一张纸抽空民财。

    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离开北京。但西北军的日益强大以及他身上的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列强及各路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冯的战争很快爆发。

    吴佩孚与张作霖达成谅解，由针对广东革命军转为先“讨赤”，共同攻击冯玉祥。

    冯玉祥在直奉两军的前后夹击之下，为了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不得不于上个月，也就是公历1926年1月1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赤化”。他还派人分别去见张作霖、吴佩孚，希望停战议和。但这些举动没有使直奉军阀放弃消灭国民军的企图，他们仍然调兵遣将，向国民军进逼。

    冯玉祥只好出走包头，准备赴苏联考察，部队交给了张之江、鹿钟麟等。

    面对日益危急的形势，西北军诸将领由孙岳出面，主张通电商请冯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当时的许世英内阁，也派陆军总长贾德耀亲赴包头面见冯玉祥，敦劝他打消出国下野之意，务请出山，但冯玉祥去意已定，坚辞不允。

    1926年1月月底，也就是春节前吴安平在子午岭那段时间，战争终于爆发。一开始，西北军便遭到了直、奉、晋等军阀的联合进攻和包围。

    张作霖的奉军兵进山海关，进攻热河、滦州。山东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打败河南的岳维峻部后，兵进河北石家庄，而晋系军阀阎锡山，与吴佩孚相呼应，兵出娘子关，南攻顺行，北攻保定。

    西北军各部打得很顽强，但实力悬殊之下，仍然抵抗不住。看当下态势，再有一半个月，或许就不得不退守北京。

    而西北银行在冯玉祥宣布通电下野之时，便宛如失了靠山，其发行的铜元券和银元券纷纷贬值，一度还发生了挤兑，到西北军节节败退之际，这种挤兑便终于控制不住地蔓延开来。西北银行在各军阀控制的银行中，已经算比较有规矩，但仍滥发了很多钱钞，如今面临挤兑风潮，若拿不出真金白银兑换钱钞，那就只有倒闭一途。

    西北银行若是倒闭，对冯玉祥来说可能只是少了个工具，但对甘陕经济却是沉重打击，许多民众辛苦积累的财富，转瞬之间便会成为一堆废纸。但姬奠川这位银行经理，面对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正赶上陇东集团名声向外轰传，远在兰州的姬奠川也有所耳闻，无奈之下便把主意打到了吴安平头上。

    吴安平即便不懂金融，也明白要真应了姬奠川，拿几百万大洋换西北银行三四成股份，那纯粹是肉包子打狼白费半天辛苦。就算过了这关，西北军要发军饷，要买装备，都需要大把的银钱，十几万大军单凭贩卖烟土只怕养不住，西北银行还得从自己身上割肉，也是割西北民众的肉。

    但是吴安平又对西北银行有所垂涎，特别是对它发行钱钞的职能。

    其实现在新城发展到如此规模，随着与外地客商的大额交易越来越多，大洋使用起来越来越不方便，目前很多都是用英镑或美元等外币，银行券虽然也收，但都根据实际价值有个折扣。再说陇东集团职工人数越来越多，每月发放的工资就高达三百万大洋，光是拿外币、银行券每月去兑换大洋，都是一件越来越麻烦的事情。

    而且吴安平也知道银行有放大股本的功能，这样的金融机构只要按照行业规律办事，不人为地破坏它的运营规则，就会起到经济倍增器的作用，作用之大无可想象。他现在私人手中掌握的资金就价值两亿多大洋，如果有银行的话，还能放大几倍，这样的实力即便投放到整个西北，也必会使西北发生巨大变化，要单是投放到陇东，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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