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幅书画中中的一诗，白石先生写了一首《感怀》。前些日子他本待返乡看看，却被战乱所阻不能成行，更见民众哀离，正心有所感，今日便正好借此一抒胸臆。吴安平虽看不出好坏，但也觉“宁学离乱犬，莫做蓬蒿人”一说，道尽了乱世众生的悲苦。

    两幅字，一幅写得是李白的《行路难》长卷，一幅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四幅画画的是戏虾图、鱼趣、寒枝图、春蚕，正和花鸟虫鱼四类。

    三方篆印立时做不出来，不过吴安平也选定了要刻的字。一是“每临大事有静气”，一是“随心所欲不逾矩”，最后一个是“不亦乐乎”。这三方篆印吴安平明天才能得到，因此他也不得不在北京再逗留一日。

    梅兰芳的画虽然不如白石先生，但对吴安平来说也是珍贵异常。他也没选别的题材，梅兰芳是京剧大师，他便径直要了生旦净末丑五幅戏剧人物图。

    虽说快速，但这总共十二幅字画也花了一个上午，白石先生安排了中饭，吴安平推拒不过，也就留了下来。席间几人闲聊，免不了谈到时局，白石先生和梅兰芳俱是一片悲观，叹息不已。吴安平本也想趁机谈谈自己的抱负，又觉现在气势未成，空口白牙难免招人耻笑，也就笑眯眯只顾吃饭，若两人询问看法，他便说“待些时日再看，可能会有新气象”，两人便问可是指广州革命政府，吴安平却闭口不答。

    吃过饭，三人又正厅用茶。

    这时梅兰芳提出告辞，白石先生留客，梅兰芳却说：“今日本待多跟老师学些时间，但明日蒋百里将军离京，冯耿光大哥邀了我晚上作陪相送，不好不去，需早早做些准备。”

    见梅兰芳确实有事，白石先生便不多留，吴安平也趁机告辞，跟着梅兰芳出了齐宅。

    两人在门前作别，临行前，吴安平突然问道：“梅先生，敢问蒋百里将军的送别宴定在何地举行？”梅兰芳虽觉他问得突兀，仍是答道：“前门的德胜楼。”又道：“你要有兴趣，便请一起过来。”吴安平知道他只是客套，不然也不会不说时间，摇头笑笑，两人便各奔东西。

    其实吴安平是对参加这个送别宴的人感兴趣。

    梅兰芳口中的大哥冯幼伟并不是一般人。他名耿光字幼伟，曾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是蒋方震、蔡锷、张孝准的学长，回国后效命北洋，中华民国建立后，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参谋本部高级参议，领陆军少将衔。但吴安平更看重他现在的身份，现在的冯幼伟是中国银行常务董事，还兼北洋保商银行董事、大陆银行董事、中国农工银行董事，可以说是现下中国最出色的银行家之一。

    蒋百里更非常人，百里是他的字，名字其实叫方震。吴安平在了解后世资料时知道，这个人被成为中国现代兵学第一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留学时，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中国三杰”，并以步兵科第一的成绩毕业。当时第二是蔡锷，张孝准是第五，中国学生这样的成绩让日本方面很尴尬，遂决定第四期起便将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隔开来教学。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蒋百里著作集《国防论》发表，在这部被誉为近代以来最具中国特色的国防理论体系的著作中，他明确提出了“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的持久战理论。而抗日战争中，他发表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轰动战时文坛，文章结论便是那句抗战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不过即便没有后世的资料，蒋百里在吴安平的心目中也可称大名鼎鼎。他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去年受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邀请担任总参议至今。

    现在，吴佩孚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南下汉口成立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孙传芳也在杭州召开五省联军会议，请吴主持全局，并请蒋百里担任吴佩孚的参谋长，统一指挥，以便制胜奉军。这时蒋百里出现在北京，其含义倒真有些耐人寻味。

    晚上七点，北京前门。

    梅兰芳跟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从德胜楼里走出来，一起立在门前张望等待。那中年人看看表，对梅兰芳笑道：“这蒋方震还真以前在士官学校时一样，说几点到就几点到，绝不提前也不迟到，我们提前了十分钟，还得下来接他，倒是涨了他的气派了。”

    梅兰芳道：“这就是军人风范吧。冯大哥，你每次不管赴约、赴会还是赴宴，总要早到十分八分，这大概也是银行家的性子使然吧。”原来这中年人正是冯耿光冯幼伟，中国银行及其他几家银行的董事，梅兰芳的恩主。

    冯耿光闻言大笑：“听你如此一说，倒真有些意思。不过我以前也在陆军待过，那时可也是现在的风格，做早不做晚，劳碌命啊。”

    两人说说笑笑时，一辆黑色轿车慢慢停在了街前。

    冯耿光又抬起手腕，指着手表笑道：“看，果真不差一分。”招呼梅兰芳一声：“蒋方震到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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