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烧制玻璃器，其实原料和烧窑，都是能够想办法克服的。

    真正的难度在于正其中的三个关键过程——温度、吹制和退火。

    温度决定了玻璃器的透亮明净程度，吹制决定了玻璃器外在的形状样貌美观，而退火则决定了玻璃器制成之后的实用程度。

    三者缺一不可。

    温度可以试，大不了用穷举法，只要花费时间和人力物力，总能试出来。

    可吹制的技术却是想学也没有地方学的。

    不是没有懂得吹制的人，而是太少，不好找。

    因为眼下大唐已经几乎没有吹制琉璃的人了。

    玻璃制品其实在中国国内早在汉代就有了，不过，后来汉代平定匈奴，加强了同西域的交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波斯、希腊等中亚和欧洲文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有了第一次的大规模羼入。随着这些外来文化的传入，西方玻璃器大量输入中国，这种玻璃更加透明光滑，能做的大而薄，关键是硬度都要比本土工艺制出的玻璃高的多，于是本土玻璃就被取代了。

    后来宋朝的时候有个叫程大昌的人，写过一本《演繁露》，里面提起过——“然中国所铸有异于西域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泊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番琉璃也”。

    说明本土玻璃颜色光鲜，但是极其脆弱，“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倒杯热酒就会碎掉，随手一握就能握碎，这种强度根本不能实用。

    而西方玻璃，虽然色泽外形上没有本土玻璃光鲜好看，可“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实用性却远远超出了本土玻璃，所以就淘汰了本土的玻璃。

    本土的琉璃做出来不能用，胡商带来的琉璃又不会做，自然本土烧制琉璃的技术就没人用了。

    这是宋人考究的结果，但是在那之前，本土烧制玻璃的技术已经失传，懂得吹制的人，自然也就极少极少，甚至于无了。

    不过，吹制琉璃的人，大唐虽然没有，但是以前的波斯却有。因为大多数琉璃器，都是由大秦、波斯产出，然后由胡商带入大唐的。波斯虽然已经灭国，但是大食拥有了波斯，阿拉伯人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堪称暴力的行当。

    所以那些游走在大唐、大食，甚至于大秦中间的胡商之中，尤其是那些贩卖琉璃器的人当中，一定会有人知道吹制的技术，亦或是知道哪里有懂得吹制技术的人。

    这些胡商，只要利益足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从这些胡商手中一定可以弄来懂得吹制的人。

    自然，这便是韦仁实来找李淳的目的所在了。

    凭韦仁实自己，暂时还没有能力找到一个懂得吹制的人。不过若是李淳在这件事情上面花费些些心思——甚至不必花费心思，只是一句话交代下去的事情——那便是一定能够找到的。

    至于退火，古时本土琉璃器无法实用的原因，就在于没有退火这一道工序。

    玻璃在成形的过程中，由于玻璃液的特质，会导致它内外层总存在着一定的温度差。这种温度差在玻璃制品中形成相应的应力。

    由于局部的、不均匀的应力的存在，使得制品的强度减弱。

    退火的目的，就是使制品内的应力减小到可以容许的程度，能够极大的提高玻璃的强度。

    将吹制之后的玻璃器置于退火窑中，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通过退火温度范围或以缓慢的速度冷却下来。经过这到工序之后，玻璃器便不会出现这种“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这种情况了。

    倘若做出的玻璃能兼具本土玻璃的色泽光鲜好看，又能兼具西方玻璃的实用性，那不愁卖不出去。

    加之，西方烧制琉璃器用的原料是天然石英，其本身就不少找，开采起来又不容易，所以本身从大食过来的琉璃器成本就很高，在其本土也卖的很贵。

    而韦仁实却知道，河沙里面的二氧化硅含量十分丰富，所以用河沙就可以作为原料。而河沙成本低廉，做出来玻璃器之后，售价自然要会低一些。

    又实用，又光鲜美观，又卖的便宜，便也亦不愁不能反卖到西域和大食、大秦去。

    这生意怎么算都会稳赚不赔。

    韦仁实也没有瞒着李淳，将自己知道的告诉给了他。

    韦仁实知道，李淳一定会去向李适回报，李适得知此事之后，若是明白其中那巨大的利润，必定会让韦仁实操持此事。这样一来，便不会再将韦仁实往五监当中安排。

    要想让李适确信他真得能做成这件事情，当然要将事情说得更清楚些。才好借李淳将这一信息传递给李适，让李适改变主意。

    “河沙？”李淳吃惊的看着木匣子里面的琉璃器，脸上的表情很是奇怪。似乎怎么也没法将眼前这透亮美观的琉璃器，跟河底的细沙联系到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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