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你只需要对齐了，逐位计算，要进位的就标一个，不就很快算出结果了吗？”

    “这就是采用数字的好处呀！”

    “现在初学还需要在纸上列竖式慢慢计算，等你熟练了，直接在心里列竖式就行了，方便快捷。”

    “至于减法，也是类似的竖式计算，只不过这回是需要借位了。”李致远又给卞敏儿演示了减法计算过程。

    卞敏儿一脸崇拜地看着李致远，“夫君真厉害，是怎么想出这些数字符号的？又是如何想到如此巧妙的计算方法的？”

    “哈哈……”李致远志得意满道：“我天生聪明嘛！”

    “来来来，我再教你乘法除法！”李致远当老师当上了瘾，又开始讲授起乘除法来。

    其实“九九乘法口诀”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叫做“九九歌”，民间普通人一般都是会的，所以李致远教起来也不是很困难。

    像“123x789”这样的多位数乘法不过就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把复杂的、不能处理的运算，化解为多个简单的、能处理的运算，最后再汇总得到要计算的值。

    之后李致远又教了除法计算，说到余数的时候又忍不住讲起分数、小数的表示方法来。

    尽管李致远迫不及待地想要给卞敏儿灌输尽可能多的数学知识，但总的说起来，李致远的讲解还是很耐心的。

    他并没有以身负丰富科学知识的现代人自居，摆出一副好为人师的态度，嫌弃卞敏儿问题多，接受得有些慢。

    毕竟卞敏儿是一个连“1，2，3”都没见过的明朝人啊，能耐着性子肯听李致远讲就已经很难得了。

    实际上这也是李致远的一次教育尝试，即怎么样才能让明朝人更好地理解他所写的“数学”。

    他的目的既然是向明朝人传播他的现代数学知识，那就应该站在明朝人的角度，写的尽可能地通俗、浅显易懂。

    尤其是在最初阶段，其实看起来最简单的开头部分才是最难的，只有明朝人接受了这个数学系统，才能由浅入深。

    所以李致远希望自己能做到善为人师，而不只是把自己知道的知识原原本本写一通。

    而善为人师有两个前提条件，一即是自己必须有睥睨天下的强权，二是自己命够长。

    首先，没有强权的支撑，在这个时代有几个人会去学“数学”这门杂学？

    儒家士大夫有个特点，就是普遍排斥实学及所谓的杂学，虽也有像沈括、徐光启、宋应星这样的例外，但他们只不过是极其少见的奇葩，向他们这样的文人士大夫绝对是极少数。

    在这个时代，只有孔孟朱子的儒学才是正道，其余的学说一律被视为下九流的杂学，是算不得正经学问的。

    实际上徐光启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已经和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并刊印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可是有什么用，有几个人看？掀起半点水花了吗？

    毕懋康早就写好了《军器图说》，还呈给了朝廷，引起重视了吗？

    中国不是没有天才钻研这类被斥为杂学的科学，只是一直被排斥在主流学问之外，根本就上不得台面的。

    要么有强权来推动、传播科学，要么先被西方一棍子打死打残，然后矫枉过正，彻底怀疑自我，彻底丧失文化自信，彻底倒向西学，否则是绝无可能会主动学习所谓的“杂学”。

    毕竟孔家店是不可能自己关门倒闭的，而是被人砸烂的；人也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自我觉醒的，而是被贼寇打疼了才知道思考。

    李致远希望成为传播科学的使者，可仅仅靠写几本书，或是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能办到吗？

    想要传道授业解惑，也得人家愿意听你的，愿意学你的呀，毕竟不是人人都是他的女人卞敏儿，出于爱他而愿意接受他的一切。

    李致远必须得先获得至高无上的强权，让所有顽固势力、腐朽余孽全都俯首称臣，才能说他想说，做他想做。

    像“摊丁入亩”这样损害所有士绅地主阶层的政策，也只有已经被彻底征服为奴才的士大夫们的主子，满清的雍正皇帝能做成。

    其次，就是李致远得命硬，活得够长。

    明朝的改土归流、移风易俗尚且不易，遑论要动所有儒家士大夫的饭碗。

    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算有朝一日李致远征服了天下，威服了所有士大夫，可若不能活得久些，很可能要半途而废，古今中外政亡人息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毕竟明末彻底腐朽堕落了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后来做惯了奴才，不敢再骂他们的满洲主子，可对汉人皇帝当初可是骂得震天响的，难保他们不会蛰伏一段时间后再卷土重来。

    所以稳定之后，秋后算账是必要的，大清洗也要搞，整风运动更要换着花样来，还得坚持五十年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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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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