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当官处理国事，他认为王夫之对人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其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

    也就是说此人并不能救现在的天下，对此时的李致远基本上没啥作用，还是堵胤锡、张煌言这类人靠谱有用，是真正文韬武略的大才。

    或许此人的学说和思想的确精妙，也有非常可取的独到之处，可在李致远眼里，现在的王夫之甚至还不如一名能造出质量优良的鸟铳的工匠、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有朝一日若李致远真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此人倒是可以派上用场。

    曾经的李致远对儒家学说是没有半点好感的，一度中二的认为，若儒家学说既不能经世致用又不能死节明志，只堕落成邀名求官的学说，那还不如一棍子打死的好。

    就是在前不久，他还是这个看法。

    直到他巡抚楚南，发现在湖广沦陷之时，坚决抵抗张献忠贼军，为国尽忠、杀身成仁的地方将吏、退休回乡的官员、士绅极多。

    更有很多诸生号召乡民抗贼，乃至满门死绝，而投降贼军的不是没有，但是相对较少。

    而从西北传来的邸报来看，则刚好相反，投降从贼的多，拼死抵抗的少，甚至于拒官兵入城而主动开城迎贼。

    一南一北，竟有如此大的差别，这就不能不让李致远深思了。

    李致远曾再三思量，觉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是这些年北方灾害更大，战乱更多，百姓生存的更为艰难，对朝廷更加失望。

    二是因为南方文教更为鼎盛，读书人更多，忠君爱国的思想更深入人心，李致远一直鄙视的儒学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这还只是汉人之间的争斗，等到满清入关、剃发易服改制之后，也是南方反抗的更为激烈，无数普通老百姓以死抗争，屠城之多之惨烈也是北方所不能比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南方士人更多，文教更胜，其华夷观也就更深。

    尤其是这个王夫之，他的学说就极为强调华夷之辨，且“华夷之防”远大于“君臣之义”，他认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

    在满清入关之后，王夫之对农民军的态度立刻发生了改变，并且与农民军余部合作以抗清。

    尽管王夫之反对李自成、张献忠造反起事，但他认为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即使朱明朝廷灭亡，中国也不能由夷狄来统治。

    所以李致远对王夫之这一点还是比较欣赏的，更觉得儒家学说也可以取其适宜的加以利用，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对儒家学说及孔门子弟就应该利用、改造，使其退为百家学说之一，绝不可任其一家独大，以致其固步自封、迂腐堕落，这绝不是华夏之福。

    却说此时屋内众人皆朝外面望了过来，邝鹏升忙为众人介绍起来，接着又进屋搀扶一年迈老者出来迎客。

    “老朽就是岳麓书院的现任山长吴道行，二位贵人远道而来，请恕老朽怠慢之罪。”

    李致远忙道：“老先生言重了，本官和堵知府冒昧造访，多有打扰，还望老先生和诸位勿怪。”

    双方客套一番，互相谦让着进了屋，屋内毕竟烧着炭火，暖和许多。

    吴道行有些疑惑地询问李致远此行的目的，李致远也不多绕圈子了，往王夫之身上瞟了几眼，呵呵笑道：“本官是来看诸位才子的！”

    “没想到如此严寒的天气，还有如此众多未来的国之栋梁居于陋室坐而论道，足见我荆楚大地人才之盛！”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拍马屁的话李致远自然是不吝惜的，使劲儿地吹吧，大家高兴就好。

    却没想到吴道行眼睛一亮，大赞道：“好！好！好！”

    “上联‘惟楚有材’，语出《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本是楚才晋用的典故。”

    “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的‘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本是孔子盛赞周武王时期人才鼎盛的局面。”

    “现在让李抚台这么一改，倒是别有一番意味，真合了我岳麓书院之大名，老朽多谢李抚台赐联！”

    “他日重修书院之时，必将此联书于大门之上！”

    “难道现在还没这个话么？”李致远一愣，他还以为这句牛逼闪闪的对联已经出现好几百年了呢，这一不小心又改变了历史进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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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现在岳麓书院大门前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是清朝嘉庆年间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袁名曜（1764-1835）写的。

    据说当时有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出了上联“惟楚有材”，让诸生应对，正沉思未就，明经（贡生的尊称）张中阶至，众人语之，张应声对曰：“于斯为盛”，于是这幅名联就此撰成。

    惟，语助词，没有意义，并不是“唯”的意思，“斯”，这里，整句话就是说：楚地出人才，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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