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顺七十岁时想起来，他十九岁那年认识延津天主教牧师老詹，是件大事。认识老詹，他才来到县城；到了县城，他才结了婚。认识老詹之前，杨百顺在蒋家庄老蒋的染坊当学徒。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见过老詹。老詹是意大利人，本名叫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叫他“老詹”。老詹他叔就在中国传教，先在北平，后来去过福建，去过云南，去过西藏，五十六岁那年，从西藏回到内地，在河南开封落了脚，任开封天主教会会长。当时的开封教会，辖豫东豫北三十二县的天主教分会。老詹二十六岁那年，追随他叔来到中国，被开封教会分派到了延津。老詹的中国名字，就是他叔给起的。老詹来延津时，延津还无人信主，属开封教会的第三十三县。老詹来延津时二十六岁，高鼻梁，蓝眼睛，不会说中国话，转眼四十多年过去，老詹七十岁了，会说中国话，会说延津话，鼻子低了，眼睛也浑浊变黄了，背着手在街上走，从身后看过去，步伐走势，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区别。老詹个头比延津人高，一米九左右，说话之前先吭吭鼻子，但他并不适合传教。也许主的话他肚子里都有，但像杨百顺当年的私塾老师老汪一样，茶壶里煮饺子，有却倒不出来。他跟老汪的区别是，老汪倒不出孔子的话就跟学生急，老詹说不出主的旨意既不跟人急，也不跟自己急，说着说着乱了，或断了，鼻子吭吭一阵，再从头说起。一段话从头说几趟，主早让他说成了另外一个人。

    四十多年前，老詹来延津传教时，老詹他叔还在开封天主教会当会长。延津是盐碱地，十年有九年闹灾荒，不是旱了，就是涝了，全县三十几万人，天天能吃饱饭的，仅有一万多人。延津人瘦，源头就在这里，吃饭吃个五成，就放下了筷子。主可怜见，他叔也是对侄子寄予厚望，便拨款在县城北街修了一座天主教堂。本欲修个小教堂，开封天主教会拨款买的砖瓦木料，够建两面十六扇窗户的房子，能容百十来人。老詹虽不适合传教，但适合盖房子，老詹他舅在意大利是个泥瓦匠，老詹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耳濡目染，粗通建筑；砖瓦还是那些砖瓦，木料还是那些木料，但他把青砖用在了房子的西、北两面，东、南两面改为土墙；屋顶背阴面用瓦，朝阳一面苫草席和笆。木料不够，他自己又在延津买了二十多棵榆树，解成板子。十六扇窗户的房屋材料，让他盖成了三十二扇窗户的教堂。教堂盖起来，能容三百来人。四十多年过去，除了连下十天雨房子会漏，九天之内，教堂里的地都是干的。但能容三百来人的教堂，四十多年来，在延津基本空着。因老詹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人。前年延津新来一个县长叫小韩，要办“延津新学”，没有学堂，把老詹从教堂赶出来，天主教堂成了小韩的学堂，除了老詹跟现任的开封天主教会会长老雷有矛盾，有教义之争，不好告状，还和老詹在延津信徒不多有关。如天主教在延津人多势众，小韩哪里敢招惹老詹？虽然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但老詹并没有气馁，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年四季，风里雨里，满延津跑着。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有时会碰到下乡传教的老詹。杀猪者，传教者，不约而同到一个村庄去，就碰到了一起。这边杀完猪，那边传完教，双方共同在村头柳树下歇脚。杨百顺的师傅老曾抽旱烟，老詹也抽旱烟，两人抽着烟，老詹便动员老曾信主。老曾梆梆地磕着烟袋：“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

    老詹吭吭着鼻子：

    “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老曾：

    “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脸憋得通红，摇头叹息：

    “话不是这么说。”

    想想又点头：

    “其实你说得也对。”

    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而是老曾说服了他。接着半晌不说话，与老曾干坐着。突然又说：“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

    这话倒撞到了老曾心坎上。当时老曾正犯愁自个儿续弦不续弦，与两个儿子谁先谁后的事，便说：“那倒是，凡人都有难处。”

    老詹拍着巴掌：

    “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

    老曾：

    “主能帮我做甚哩？”

    老詹：

    “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

    “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

    话不投机，两人又干坐着。老詹突然又说：“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

    老曾不耐烦地说：

    “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

    老詹与老曾说话时，杨百顺对老詹没怎么在意，倒是对老詹的徒弟小赵有些羡慕。小赵是本地人，二十多岁，他爹是个卖葱的。他每天的事由，就是骑一辆脚踏车。驮着老詹去各村传教。这辆自行车是法国造，“菲利普”牌。过去老詹年轻时，由老詹骑着。几十年过去，老詹老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