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已经写好了，只怕稍微漏点风声，不论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敌的耳朵里，付印都会出现障碍。然而，我并没能避免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国就有人看到；但是人们宁愿让它出版，也不愿让我清楚知道他们是怎样发现了我的秘密。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多少就将说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属揣测之词，我将一概不说。

    在莫蒂埃，来拜访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一样多，但是来访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在这以前，来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爱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关系，所以他们就以这些关系为借口来找我，使我一见面就能开门见山，谈我能够跟他们谈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方面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据他们自己说，却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里约来看我，瞻仰瞻仰我这个闻人、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来跟我接触的人对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这种罪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报姓名，也不肯说明身份，又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都落不到相同的对象上去，还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翻过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才好。我等他们自己开腔，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来访，应该由他们向我说明来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是不会很感兴趣的，他们也许会感兴趣，这就看他们想打听的是什么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无保留地畅谈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通常，他们回去的时候，对我的处境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这样接待了范斯先生，他是王后的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他竟有那样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他的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费里埃尔，而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小转球以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以前和以后，我还受到过另一次拜访，这次更离奇了。两个人步行来了，每人牵着一头骡子，驮着他的小行李。他们到小客栈里住下，自己把骡子刷洗干净，接着就要来看我。人们看到这两个骡伕的装束，都以为他们是走私贩，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说有走私贩来看我了。但是他们接近我的那种神气就告诉我，他们不是那一类人，不过，他们虽不是走私贩，却也很可能是冒险家，这个怀疑使我一时颇有戒心。但他们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又称杜尔·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个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曾任军职，他把圣路易勋章揣在兜里，省得显出来。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都很有才华，他们的谈话隽雅而又有趣，他们那种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国绅士的习尚，所以就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而他们的风度又只能使这种感情加强。我跟他们的相识并不到此为止，现在还在继续下去，他们后来还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就不再是步行来的了——以步行开个头不失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发现他们的爱好与我的爱好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越觉得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觉得他们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鸣。那么，他们何所求于我呢？为什么穿那种装束来看我呢？为什么待了好几天呢？为什么又来了好几次呢？为什么那么切盼我到他们那里去作客呢？我当时并没想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有时就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被他们盛意的表现感动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给了达斯蒂埃先生，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开朗些，使我更加喜悦。我甚至后来还一直和他通信，并且，当我要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还想找他帮忙，好骗过那班在去荷兰的路上窥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们。他曾跟我屡次谈到，而且也许是有意地谈到，出版事业在阿维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奋勇地对我说，如果我有东西拿到那里去印，他愿为我效劳。所以我就借重他，陆续把我的手稿的头几分册邮给他了。他把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没有一个书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册一册一册地寄出去，没有接到前册已经收到的通知，后册就不放手。在该书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曾被人看到过；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曾告诉他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有这个名字的书，因为事实确是如此。《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愤怒极了，骂我说谎，虽然我对他说的全是真话。以上是说明，我是怎样确实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过。我确信雷伊是忠实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种种推测，而我倾向于肯定下来的推测，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邮寄途中被人拆阅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是与此同时认识的，但是开始是通过写信，这就是拉利奥先生。他是尼姆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因为他打算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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