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所需的资料;同时寄来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够开始写我的《回忆录》,从此以后,我要集中精力专搞这部著作了。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转抄到一个集子里,以便引导我的记忆力,弄清事实与时间的顺序。我早已把我要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选择好了,次序的衔接差不多十年都没有间断。然而,当我清理转抄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漏洞,很使我惊讶。这漏洞有近乎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楚地记得我把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等的许多信都挑选出来了,这些信正好填满这个漏洞,而现在却找不到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卢森堡公馆里的那几个月当中有人动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曾看到元帅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因为有好几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罗的信都没有日期,又因为我曾被迫凭着记忆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还以为我曾把日期弄错了,特意把无日期的信或经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来,—一加以检查,看看在这里面是不是真找不到应该填补这个漏洞的信件。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确实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确确是被偷去了。谁偷去了呢?为什么要偷呢?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几场大争吵之前、在我为《朱丽》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时候写的,跟谁也没有利害关系。内容至多也只是狄德罗的一些纠缠、德莱尔的一些挖苦、舍农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时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之好——一些友谊的表示。这种信对谁又有什么用呢?拿去干什么呢?七年之后,我才猜想到这一盗窃的丑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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