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日本大使馆，想会见福井先生，未遇。当晚6时，他来看我，商谈我去上海事宜。他果然忍不住威胁我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他告诉我说，克勒格尔的报告非常差劲，并以一封来自伦敦的长篇电报为例，说明克勒格尔的思想很坏。他相信，此份电报是从香港拍给他的。我忙安慰福井说，依我看，那段时间克勒格尔根本不在香港。这显然毫无意义，因为电报有可能就是在上海拍的。从下面1月28日克勒格尔的来信中得知，他在上海作了详细报告，并同意公开发表。我问福井，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他回答说：“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对此，我说：“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日本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日本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好！”他喜形于色地说，“真是太棒了！好吧，我亲爱的福井先生，现在请您给我机会与你们的麻生将军和本后少佐亲自谈谈此事，听说本后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我认为，我和贵方之间，即委员会和日本军方之间总会取得谅解并进行友好合作。我们为鼓楼医院争取到几个外国医生和护理人员，您为什么还拒发他们来南京的通行证？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从上海船运粮食来南京？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外交部里面的红十字医院？这个医院还是由我们委员会提供食品的呢！”他的答复就是耸耸肩膀或是翻来覆去的那一句话：“如果您说日本个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您就回不了南京！”我问道：“能否带一个中国佣人同往上海？”他回答说：“可以，只是他决不能再回南京！”

    礼和洋行上海1938年1月28日

    亲爱的拉贝阁下：

    火车旅行甚是辛苦，回上海后，喝了些格罗格酒暖暖身子，还洗了个热水澡，慢慢地又像个人样了。这星期，我到人群中走走，大家都衣冠整齐，上海还相当平静，不像南京那样满街都是强盗。这段旅途很有意思，但我得承认，当我在火车站看到是敞篷车时，我的心都凉了。这是我那位可笑的警官的过错，我本可以坐棚车走的，就像后来在镇江坐的那样。在那里，我用了几根香烟向日本士兵说明，我想搭他们的车走.尽管警官极力反对（看来他有严格命令），结果我们还是搭么们的车走了。好在这次他比我冻得还厉害，这样，理智战胜了毫无意义的规定。

    至常州（武进）的路上，风景很美，但很荒凉。车再往前开，情况立即有了变化，农民已经在田里耕作了。看来好像刚“扫荡”完毕，到处都留有掳掠的痕迹。沿途也有士兵上车，他们捧着一捆捆猎物，还要帮军官们背掠来的财物，其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公路上确实不很安全，尤其是夜晚。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愿意乘坐自己的车。

    我已经作了几个报告，明天还要带些人去，即便如此，还是宣传得不够，因为日本人到处煽风点火，矛头对准南京，在那里他们肯定是有企图的。我随信寄上两篇报刊文章，我建议，如果时间还来得及，应对此作出反应。明天，日本人肯定会对新的“阿利森事件”作出解释，但是日本人的文章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在欺骗。那两次事件发生时，我去过报社，只是我对详情不甚清楚，所以，无法准确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以后，每逢事件发生最好立即对新闻界明确表态，这样日本人就救作浪却又兴不起风。我担心的是，我们通过新闻媒介施加压力，只不过使他们有所收敛罢了，对此，“阿利森事件”肯定是特别合适的。

    据我所知，难民的供给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至今，我们尚未获准船运粮食。福田先生告诉我说，日军已提供了更多的大米，我不太相信。对这个问题应连续不断地进行报道，让报社大造特造舆论，如“日本军队正在饿死南京平民”等诸如此类的消息。从美国的情绪来看，这样的宣传效果颇佳。我认为，对在上海筹措的钱款必须加以伪装，即不能公开宣称这是中国人捐赠的。因为目前美国也在积极募捐，如果能够证明日本军队不准把这些钱用在南京和其他占领区，就可以很容易地赢得美国舆论的支持。我怕委员会在那里会遇到很大困难，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新闻界多做工作。如有可能，我们应该每天写一篇新闻报道，以保证报刊不断得到新的消息，否则无法对付军队中那些粗野的家伙，这帮无赖竟自吹什么要给东方带来光明！在上海，他们也一样胡作非为，作战地区至今仍是遍地尸体，那里没有人居住，没有人天天经过，即使这样还发生了多起事件。在租界地和法国城之外，就连白人妇女也感到不安全。他们真是一批畜生！

    今天，我才见到您那可爱的太太，她忧心忡忡。您最迟于一个月后来上海，然后再回德国，这似乎更好些。我与普罗布斯特博士谈了很久，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我估计，他们在商务上并不需要您，他们想把您换下，安排您去休假，当然，您也有足够的理由去休假了。他们想派人来替换您，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人熟悉工作，从长期看，业务也开展不起来。您先得争取摆脱那些难民，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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