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回忆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时髦。蹲过牛棚成了一种光荣经历，就像改革开放以前回忆自己帮老地主放过牛，给大掌柜织过布，被伪保长抓过丁一样。回忆的内容是痛苦，但回忆者的姿态是自豪。因了这自豪，他便有了论断历史的资格。他们常常说：“你没有蹲过牛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时还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于是从回忆牛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点似乎比“文革”时进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子国民党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党，你也可能是因为偷鸡摸狗诱奸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大肚子老干部。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爱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屠杀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人民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

    我讲这一番阴阳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牛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道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部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牛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自杀、拷打、饿饭。这样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处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牛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子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性，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性本身也就容易成为客观性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全国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屠杀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鸡圈。老舍的真实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牛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出“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牛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阵切齿痛恨的时期。再后来弄明白，他们说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来是个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区的比喻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话语霸权”，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单位强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劳动改造的临时性管理场所，当时多数叫“学习班”。这么一来就想到，那东西咱不陌生啊，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们很多去过，本少爷还亲自驻扎过呢。

    记得是一个碧蓝碧蓝的下午，父亲没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时非常英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当过解放军下级军官的那种英武气质，比孙道临、王心刚、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们经常到我家瞻仰我父亲的戎装照、抚摩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来的东西。那天父亲跟母亲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击侵略者”，没注意。但我知道父亲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厂子里有人告他是假党员。父亲是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入的党，二十多年了，审查党员时，他找不到当初的介绍人。他是个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