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发表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相比之下，他的讽刺小说取得了较大成功，并且得到了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与民国初年的黑幕化小说和张恨水早年的新闻化小说不同，这一时期的讽刺小说贯穿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即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此前的通俗小说所达不到的境界。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揭露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社会腐败，全民皆商，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心力交瘁，下层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这与新文学中巴金的，沙汀的“三记”等作品一道，共同构成了一部文学中的国难史。

    《八十一梦》连载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庆《新民报》，1943年由新民报社出版。小说借鉴了、、及晚清谴责小说的笔法，用14段荒唐的梦来抨击大后方的腐败荒淫和空谈误国等恶劣现象。其中的《天堂之游》写警察督办猪八戒勾结奸商，走私偷税。西门庆开办了120家公司，做了10家大银行的董事和行长，他的太太潘金莲身穿袒胸露背的巴黎时装，驾车乱闯，还打警察的耳光。而孔夫子却绝粮断炊，不得不向伯夷、叔齐借点薇菜糊口。《在钟馗帐下》里有个“浑谈国”，只知空谈，不做实事，国破族灭之时，还在成立“临渴掘井讨论委员会”。张恨水在《尾声》中说：“我是现代人，我做的是现代人所能做的梦。”这部书的悲愤和大胆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也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重视。周恩来认为这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的好办法，而国民党方面则对张恨水发出了威胁，迫使张恨水匆匆结束全书。小说史家认为，“这是继张天翼《鬼土日记》、老舍《猫城记》、王任叔《证章》之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它表明作家已同一批优秀的新文学家一道，对民族命运、社会阴影进行慧眼独具的省察和沉思。”

    《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连载于1941年5月至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小说描写了两类牛马，一类是奉公守法，甘赴国难的牛马，一类是被金钱驱使，寡廉鲜耻的牛马。两相对比，反映出大后方严峻的生存现实。书中有句名言：“当今社会是四才子的天下，第一等是狗才，第二等是奴才，第三等是蠢材，第四等是人才。”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称得上是“魍魉世界”。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离开重庆，回到北平。《五子登科》就写于1947年的北平，揭露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专员”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到处侵吞“金子、女子、房子、车子、条子”，变“接收”为“劫收”的丑恶内幕。至此，张恨水的政治立场已经十分鲜明，他所在的北平《新民报》因常有“反动言论”而一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

    张恨水此一时期的历史、言情类小说，也自觉突出了时代性和政治性。《水浒新传》写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击金兵，为国捐躯的悲剧。《丹凤街》等赞颂民众的“有血气，重信义”。总体看来，张恨水的雅化过程是逐渐由消遣文学走向了“听将令文学”，在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方面日益靠近新文学，而在具体的艺术技巧上，则不如抗战之前用力更多。《八十一梦》的结构颇有独到之处，《魍魉世界》的心理刻画也比较自觉。但他的叙述语言不如以前流畅精美，生动的人物形象也不多。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改良之路，其取舍得失，在现代文学史上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后期浪漫派：现代化的通俗小说

    在国统区新旧两种小说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介乎雅俗之间的新的类型。其中以徐訏和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现代化的通俗小说。

    徐訏（19081980），本名伯訏，笔名还有徐于、东方既白、任子楚、迫迂等，浙江慈溪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在心理学系修业两年。30年代中期，在上海与林语堂等人编辑、《人间世》、《天地人》等刊物。1936年前往巴黎大学研究哲学，1938年返回上海孤岛。1942年到重庆，任职于中央银行和中央大学，1944年任《扫荡报》驻美国特派员。50年代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写作任教，在海外被誉为“文坛鬼才”和“全才作家”。

    徐訏在大学期间就尝试多方面的创作，早期作品关注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表现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30年代中期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转而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加上法国艺术的熏陶，使他创作出了《阿拉伯海的女神》、《鬼恋》、《禁果》等充满浪漫气息的“别样格调”的小说。

    《阿拉伯海的女神》写“我”在阿拉伯海的船上与一位阿拉伯女巫谈论人生经历和阿拉伯海女神的奇遇，而后与女巫的女儿发生恋爱。但伊斯兰教不允许与异教徒婚恋，于是一对恋人双双跃入大海。结果最后是“哪儿有巫女？哪儿有海神？哪儿有少女？”原来“我一个人在地中海里做梦”。小说的几个层次都弥漫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既有奇异的故事，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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