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代表的新北京。王朔自述说：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移民组成的……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的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惟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毛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谁也没有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

    ——《无知者无畏》

    王朔的话有些绝对，大院文化与老北京文化并非没有什么渊源关系。这些大院居住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以后迁入北京的政府和军队各机关的“革命贵族”，在这些大院长大的孩子与胡同里的北京孩子既有相互影响，又有相互矛盾和歧视。大院里的革命贵族子弟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王朔1958年出生，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但是“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他们之中那些中下层官员的子弟感受到了失落。他们不得不更多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市井间谋生，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贵族的思维和情感方式，而这也正好是整个北京在1979年之后的文化处境。在毛泽东时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北京颂歌》，内容是歌颂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在邓小平时代则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故乡是北京》，内容是歌颂北京的风光，“天坛的明月，北海的风，卢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由政治转到文化，但仍然强烈地流露出北京的贵族气。网上有一篇文章这样谈到北京的大院文化：

    大院有大院的文化，王朔小说写的就是大院文化。读者一般认为那就是北京文化，我想这是不太准确的。真正的北京文化，应该是侯宝林侯跃华他们的文化，也是学舌洋人如大山们的文化，不怎么痞，带着点敝帚自珍知足常乐的味道。而王朔的文化，理想主义或反理想主义的，精英的或反精英的，则是北京的移民文化，有很强的优越感，打死不肯跟老北京人为伍。甚至，典型的王朔式的痞子语言，也不是老北京话，一开始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大院内部，只是当大院意识渐渐辐射到全国的时候，才被全国当然主要是“北中国”所接受。

    ——李方《北京人》

    如果说老舍作品的贵族气有一种高雅大方的“王气”的话，那么王朔作品的贵族气则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霸气”。老舍作品中的老派北京市民处处与人方便，给人面子，比如中的张大哥，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而王朔作品中的新一代市井青年则处处调侃别人，捉弄别人，以揭破别人的面子为乐。王朔论北京文化时说：“北京文化有股张狂气，见谁灭谁，专捡那大个的灭。”（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在1999年的王朔金庸之争中，王朔毫不客气地把拥有最多读者的金庸作品称为“四大俗”之一，并且尤其嘲笑金庸是南方人，所以语言不好。在这场主要由普通读者参与的论争中，王朔由于自己过于无礼的姿态而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但其实王朔对于金庸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恶意，他只不过是“见谁灭谁，专捡那大个的灭”。他以差不多同样刻薄的语言攻击了许多中国的文化名人，从鲁迅到老舍到徐志摩，从张艺谋到赵忠祥，甚至到近年才产生较大影响的余杰、摩罗、孔庆东等。其中只有对鲁迅的语言还算收敛一些。王朔对自己不爱看或者看不懂的东西直言不讳地进行攻击和嘲弄。他说自己“不爱看农村题材，不爱看知识分子内心独白，不爱看怎么做生意怎么搞活一个企业。总而言之，不爱看一个正派人如何过着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这种口气颇有些横行无忌的味道，而支持王朔这种“横行无忌”的姿态的就是北京的贵族气。在老舍的中有一个痞子式的人物叫刘四，他是市井社会的霸王式的人物，“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的迷迷糊糊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登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布。”（第四章）他跟女儿虎妞吵翻了之后，“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说：混了一辈子而没出过京门，到底算不了英雄”。而大多数北京人即使从来没出过北京，也可以毫不顾忌地蔑视走遍天下的人。老舍中的张大哥最远只出过北京的永定门，但是他固执地认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老舍在他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