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说从京味文学中不容易看出贵族气来，那么从京派文学中是不难感受到那种“圆润浑成”的。

    京味文学有两层含义。一是题材的京味，即传神地描绘北京地区的文化风俗。二是语言的京味，即使用纯正地道的北京口语。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描写北京地区的风俗时，如果离开了北京语，就难以奏效。有些写北京的散文，虽然事实都对，感情也真，但就因为缺少生动的北京语，或者对北京语表现得有问题，于是就不能列入“北京文学”的家族。例如林语堂的《说北平》，讲了北平的许多方面，但就是没有讲北平的语言，结果等于是写了一座“无声的北平”，文章的价值大打折扣。郁达夫的倒是写了北京的语言，但是把北京人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写成了“一层秋雨一层凉”，还自以为很会欣赏北京话，真是大煞风景。江浙一带的作家大多不能体会北京话的妙处，郁达夫如此，不懂装懂的徐志摩也如此。其他如鲁迅、周作人、茅盾、朱自清则老老实实，干脆不写。所以京味文学的作者主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或者长期住在北京的人。否则，对北京生活没有深厚的体会，是难以“知味”的。

    有些京味文学与京派文学是一体的。例如汪曾祺就既是京派也是京味，林斤澜也似乎二者都沾边。很多作家只要跟北京有点关系，就有被列入京味或者京派的可能。事实上像刘绍棠这样的作家不应当属于京派或者京味的范畴，他所主要描写的运河文化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北京文化，他最接近京味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京门脸子》，但京门脸子毕竟还在北京的大门之外，“一出北京城圈儿，直到四十里外的北运河边，都叫京门脸子”。而且他使用的也不是北京语，而是京东地区的俗语。只有像邓友梅、苏叔阳、陈建功、刘心武、韩少华、赵大年等人的创作，才是真正的京味。至于老舍和王朔，已经超越了京味而以一人成为一派，自应另当别论。

    京味文学既然是主要描写北京日常生活的，那么它的平民气自然首先会引起人们注意。除了作品内容的日常性以外，作家姿态也充满平民气。京味作家不但出身平民，而且为人处世和写作风格也具有平民色彩。除了曾经做过中学语文教师的刘心武，一般不使用官方话语。邓友梅、陈建功都是作家协会的领导，但他们都很注意话语方式的随和以及个人性，刘心武也逐渐摆脱官方话语的痕迹，追求自成一家。因此平民精神的确是京味文学的要素之一。

    然而京味文学的平民气，与其他城市文学的平民气有何不同呢？比如写天津的冯骥才，写西安的贾平凹，写武汉的池莉，写哈尔滨的梁晓声，他们也被视为平民作家。相比之下，京味文学的平民气，就显出不是一般的平民气，而是在平民气的背后，透露出一股贵族气。

    京味文学的贵族气首先表现在，对文化生活的眷恋以至迷恋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以邓友梅的、为代表，作品所写虽是日常生活，但却不是着重于柴米油盐的物质方面，而是着重于精神方面。这种精神追求并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式的物质满足之后的追求，而是与物质生活水平无关的集体癖好，甚至仓廪不实也要知礼节，即越穷越要摆谱，用老舍的话说：“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正红旗下》第二章）例如韩少华的《遛弯儿》中写道：

    “这遛弯儿，敢情不光图个舒活腿脚儿。遛这么一趟，见识多少东西呀，”一位退休多年的邻居，昨儿个从地坛遛回来，说：“越遛，我就越开眼，开心，开窍儿了……”

    类似遛弯这样的日常活动，在京味文学里是作为文化内容来描写的。再如苏叔阳的《居住最高处》中写道：

    那以后，调了学校。学校声言没房可分配，我就当了妻的家属，住在有平房可供教师居住的中学宿舍里。这14平方米的碎砖泥墙纸顶的小屋，记载了我最精壮的岁月里所有的悲与欢。从我24岁住到46岁，22年的时光，含辛茹苦也罢，坎坷屈辱也罢，艰苦备尝却也同家人甘苦与共，养活了两个儿子成长，那小屋刻写着我内心的世界，实在是我最留恋的地方。我的许多作品都产自这间小屋，我在许多文章里深情地描绘我的这间小屋。这间小屋也接待过许多师友。张锲兄该不会忘记在这间小屋里坐在小板凳上品酒闲谈的情景。还有外国朋友光顾这小屋，他们不觉这小屋寒伧，只记得了温馨，大概妻在我们屋前种的各种花草和蔬菜让他们觉得有浓郁田园风味和家庭的温馨吧。

    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正是孔子所说的“回也不改其乐”的真正的贵族精神。

    京味文学的贵族气其次表现在，叙述态度的从容不迫。作品的叙事节奏一般都比较舒缓，不急于推进故事情节，而是重在“咂摸滋味”。叙事者对于保持作品的吸引力具有高度的自信，只管娓娓道来，而不过多卖弄新潮的叙事技巧。所以很多京味小说都有散文化的倾向，或者说是小说与散文的混合体。例如刘心武的小说《仙人承露盘》的开头就极似文化散文：

    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上，有一个被许多游人忽略的景点，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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