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进程中，或明或暗地参与到意识形态构建、影响到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之想象的“现代性”文学。在中国，晚清以降，国民文学借助各种现代媒体，展现出十分多样性的格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逐渐占据文坛中心，成为国民文学的主导。然而，通俗文学长期没有消失，它们经过改良和演变，一直充当着现代中国国民的基本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把通俗文学也逐渐纳入计划生产的轨道，形成大约30年左右的独特的雅俗合流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学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实际上仍然充当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重新恢复市场独立性的通俗文学，则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席卷大陆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许多读者和学者从通俗文学的家族中剥离出来，成为中国当今文坛的焦点之一，引起长期的关注和争议。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文学的重新理解问题。本文试图从国民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金庸小说为现代中国读者所构建的中国想象。

    一文化中国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确立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多数读者。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与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大陆文学中那种有意否定传统的倾向相反，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传统中国继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写出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广泛描写了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他还进一步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和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在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妇为保卫襄阳壮烈牺牲，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和则更明确地把个人自由问题设置为主人公的第一关怀。张无忌可以放弃明教教主——实际上是放弃了大明朝开国君主的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四位年轻女性中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最爱。令狐冲也是断然拒绝继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视为至高无上。在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眼中，并非没有正邪善恶，但是这些对于他们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遥才是他们的“黄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后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石破天连自己到底是谁也几乎不能完全肯定。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这部130万字的鸿篇巨制中充满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悯，色空观念、有无观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艺术方式呈现出极大的诱惑力。以至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可做佛教的入门书。深沉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大量高层次读者的关键。

    金庸笔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中的雪山极顶到中的苍山洱海，从中的新疆雪莲到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塞北、关东。金庸不但写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风俗以及人物语言，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感到了中国之“大”，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从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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