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那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谥号。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等人死了以后，获得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它是对死者的总体评价，也是死者最后的面子，非争不可。起先议定的谥号是“灵”。这是“恶谥”：“乱而不损日灵”。成王一听，便不肯闭眼睛。子孙们见他“死不瞑目”，没法子，只好改谥为“成”。这是“美谥”：“安民立政日成”。成王这才满意地把眼睛闭上。

    还有为了面子让别人去死的。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楚人献给郑灵公一只特大的鳖(即王八)。灵公用他来宴请群臣，却唯独不让子公吃。原来，上朝的时候，子公的食指忽然自己动了起来。子公便对别的大夫说，我的食指一动，就有好东西吃。这话灵公也听见了。所以他不让子公吃那王八，便显然是故意不给子公面子。子公为了挽回面子，竟然径自走到烹鳖的鼎前，“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子公的“染指”虽然给自己争回了面子，却大大地扫了灵公的面子。君臣双方既然都不给对方面子，那就只有“翻脸”，——也就是把面子给“翻转”过来。翻脸的结果，是双方都要置对方于死地，只不过子公抢先了一步，让灵公再也吃不成王八。而且，这位老兄死了以后，还得了一个“灵”的“恶谥”，比起那位临死之前求吃熊掌而不得的成王来，可就惨得多了。

    中国人为什么死要面子?就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比方说，君臣关系中的君或臣，父子关系巾的父或子等等。不是单独的个人，也就没有独立的价值。君只有在臣的面前才是君，父只有在子的面前才是父。一个人，一旦真的成了“孤家寡人”，那他就什么也不是(正因为此，孤家寡人才成了帝王的谦称)。这样，君也好，臣也好，父也好，子也好，甭管什么人，都必须有和自己“相对”的“对象”，也必须能够时时“面对”他人。不能面对，就失去了“关系”，也就“不是人”。

    这就要有“面子”。

    实际上，要面子，正是为了面对他人。如果自己没面子，或伤了别人的面子，就无法“面对”，只会“错过”。错是“错开”，过是“过去”，都是“不能面对”的意思，简称“不对”。然而，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又是成双成对的(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应该“面对”而居然“不对”，当然不仅是“错过”，而且是“过错”了。所以，中国人便用“过错”来表‘示过失与错误，用“不对”来表示“不正确”。过失是“因过而失”，错误则是“因错而误”。误掉了什么?失去了什么?非他，“面对”而已。

    其实，正确不正确，与“对不对”的，原本没什么关系。两个人“对”上了，不一定正确；不对，也不一定就不正确。但是，依照群体意识的原则，人与人之间只能“对”，不能“不对”。结果，“不对”便成了“不正确”的同义语。

    于是，当一个中国人同意另一个人的意见和观点时，他就会说：“对!”也就是表示心心相印，可以面对的意思。这自然是大家都有面子的事。如果要表示不同意见，则轻易不能直统统地说“不对”，而要先说“对对对”，然后再在“不过”后面做文章。意见不同，就是“不对”。不是“错”，就是“过”，怎么是“不过”呢?这无非表示，你我是兄弟，是同志，一直就很“对”，没有谁存心和你“过不去”。现在虽然要表示一点不同意见，但在感情上、心理上、立场上、关系上，还是“对”的。为了不致引起误会，就得先打个招呼，声明自己的本心是“不过”，而非“不对”。如果不打招呼，直统统的就说“不对”，便等于说不想和对方“面对”，或认为对方不够资格“面对”自己，那就无异于翻脸了。因此，尽管那些和对方不同的观点意见终归还是要说出来，但，是先说“不过”，还是先说“不对”，引起的心理反应却大不一样。

    不过，话是这么说，事情却未必有那么好。群体意识虽然在理论上规定了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对”，不能“不对”，然而在事实上“不对”的事情却时有发生。这时，如果其中一方确有“过错”，或认为是自己“不对”，或虽然并无“不对”却又不敢得罪对方，便应该说“对不起”。所谓“对不起”，就是说，不是我不想“对”，而是因为您老人家面子太大，我自己面子又太小，想“对”也“对不起”。

    同样，如果对方接受道歉，便会说“没关系”。这意思是说，你我原本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谈得上“对得起”还是“对不起’’?也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这就等于委婉地否定了对方的“过错”。对方既无“过错”，双方又已“对话”，则两个人又重新“面对面”了。两个人只要面对面，就有关系，也就要照顾到对方的面子。因为对方对方，即面对之方，岂能不讲情面?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多半是背后搞鬼；而一到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时，领导者也往往要采取“背靠背”的方式来进行。“背靠背”才真是“没关系”，可以放心地揭发批判他人，而不必顾忌会“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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