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家庭 四 官本位

    探源

    以“家单位”为基础，“家天下”为模式，“家伦理”为机制，这就是“家本位”——浏览器上打上-Ζ看最新更新不过，社会制度的建立基础是家庭，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却不是家庭，也不可能是家庭，而是官位、官职和官衔，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是随处可见的。比方说，开会的时候，官大的人坐台上、坐前排、坐中间，官小的人坐后排、坐两边，不够级别或没有官衔的人坐下面。这时，一个人的气质、风度、才华、能力等等是不予考虑的。说话时，官大的叫“指示”，官小的叫“讲话”，没有官衔的叫“发言”。这时，他们讲的内容如何，是否真有学问和见解，或者是否真有意义和价值，也同样是不予考虑的。似乎只要“官”大，就一定本事大、学问多、眼界高、见解独到深刻。甚至一些学术单位，在考核业绩评定职称时，也以论文发表单位的行政级别来衡量其价值。国家级刊物发表的，得分就高；地方级刊物发表的，得分就低，可见，官，确实是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

    官本位的思想，也是老早就有了的。早在西周大封建时，便已确立了以爵位的高低来规定诸侯国大小的原则。比如宋围公爵，晋国侯爵，曹围伯爵，莒国子爵，许国男爵。它们的国君在官方正式的史书(如《春秋》)上，便分别被称为“宋公”、“晋侯”、“曹伯”、“菖子”、“许男”，各自的爵位都毫不含糊。这时，他们的国力是否雄厚，他们自己是否有领导能力和领袖风采，也是不予考虑的。至于楚国，因为是“荆蛮”，血统不够高贵，来历也不明白，所以其国君只能称作“子”。其实楚君早已称王，国力也相当雄厚，但按照官本位的逻辑，他也只能是“子”。尽管“官”比他“大”的某些公、侯、伯们(如鲁公、宋公、曹伯、滑伯、滕侯、杞侯等)见了他，不要说“子”，只怕连“孙子”都不如，但在官方的史书上，楚王也仍然是“子”。

    官为什么会成为本位呢?就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是一种等级伦理。内外、亲疏、长幼、贵贱，都是等差，也都是级别，纵横交错，不胜其烦，很需要有一个简单明确一目了然的统一标准。那么，用什么来做标准呢?用“君”是不行的。君又贵又少，再说也没人敢攀比。用“民”也是不行的。民又贱又多，简直不成标准。只有“官”最合适。官，于君是臣子，于民是父母，人数不多不少，地位不高不低，而且序列分明等级森严，承担这一任务，也就责无旁贷，当之无愧。所以，中国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而只会有“官本位”。

    官成为本位，还因为“公私不分”。既然无分“公私”，便只好或代之以“内外”，或代之以“官民”。官，不仅意味着“正式”，也意味着“高级”。比如学名叫“官名”，普通话叫“官话”，官道也就是“高等级公路”，而高级舱位就叫“官舱”。因为“官方”也就是“公家”。依照群体意识，“公家”总比“私人”好，当然要用“官”来作“本位”。

    官一旦成为本位，成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则无论与官有关无关，也要千方百计地扯上瓜葛，自己给自己“加官晋爵”。比如妻子要讨好丈夫，便称其为“官人”；店伙要讨好顾客，便称其为“客官”。同理，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但凡对方有所职司，也一定要把它当作“官衔”来称呼，以示尊敬。比如“张会计”、“李出纳”、“王过磅”、“刘记账”之类，真是不伦不类。最有意思的是狱中犯人对守卫战士的称呼，唤作“班长”。盖因班长兵头将尾，介乎官兵之间。将战士唤作班长，就既可尊其为官，又不违背事实，真真妙不可言。

    官衔既然如此重要，只要有条件，人们也就都想“弄个师长旅长当当”。所以，明明是学术职衔，也要换算成行政级别，比如相当于正厅或副处。单位也一样。级别高，单位就“大”；级别低，单位就“小”。不过，这里的“大小”，并无关乎职工人数、占地面积、经费设备和房屋车辆，而主要是指“行政级别”，所以叫“官本位”。如科级局、县级市、地师级企业等。甚至连“出家人”也不能免俗，据说也评定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云。

    冒与级

    显然，所谓“官本位”，其实就是“等级本位”。

    不过，官这玩意，原本可不是“级”。它的意义，是职责和功能。实际上，许多官位就正是从职司任务转变过来的。比如尚书是主管文书，巡抚是巡查抚慰等等。于是，便既有“有官无级”者(如钦差大臣)，又有“有级无官”者(如袭封诰命)，还有看不出级别者(如主任委员)。这就要小心。比如孙悟空就上过一两回当。这位老兄，在花果山上，占山为王，自在逍遥，原本呆得好好的，一听说玉皇大帝要给他官做，便立马上天受封，还一本正经去上任，并兴冲冲地问御马监的同僚，这“弼马温”是个几品官儿。听得同僚如实答日“未人流”，便勃然大怒，反下天庭，并开出价钱，要当“齐天大圣”。大圣且与天齐，面子够大的了，可惜还是不灵。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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