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会排泄（喊叫、出汗、排泄可以助人散发酒精，多喝不醉）的酒桶，从上午喝起，不到月朦胧鸟朦胧的时候不会醉，而且醉了也不倒，硬撑着还要喝，直到头大如盘，脸赤如染，筋疲力尽，瞌睡潮水般袭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酒高原上的人什么也不干，只是在喝酒。不，他们干得一点也不比别处的人少，机关在照常办公，商店在照常营业，证券在照常交易，报纸在照常出版；照样有万丈高楼平地而起，照样有高速公路飞架南北；白衣天使并没有忘了抢救病人，公安干警也没有耽搁追捕罪犯；学生有人教，花草有人管，大门有人看，垃圾有人捡。只是他们干得比较不那么精于内讧，比较不那么急功近利，比较不那么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们不会一想到今天某个地方有一场酒局等待着自己光临，就高兴得手脚并用，麻麻利利干完了活，然后就走人了，也不管到没到下班时间就去喝酒了。我有时候想，那些沿海城市发达地区的人看上去很忙，但如果把所有的应酬、所有的内讧、所有的掣肘、所有的装模做样、所有的花架子都减掉，一个人正经用于工作的时间实际上也没有多少。而在酒高原上，人们为了多一点时间喝酒，无意中减掉了一些无碍的程序、无谓的虚饰和无度的争吵。看似闲散无聊的背后，却隐藏着效率、单纯、直接、实在和人际关系的优化。

    我有个朋友，调到北京工作，几年了都不习惯，给我发来的“伊妹儿”迄今仍然是“可叹无知己，高原一酒徒”。荒凉和孤独是酒高原上酒风浩荡的重要原因，可是到了北京他觉得更荒凉、更孤独，因为再也没有无拘无束的酒场，再也没有无话不谈的酒友，再也没有忘忧忘愁的斗酒酹天了。当然酒还是要喝的，不过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伤感之饮罢了，不过是“寥落生涯唯酒知”的失意之饮罢了，不过是“有酒无人过清明，潇潇雨中似野僧”的清冷之饮罢了。独对寂寞的时候，一个七尺大汉，竟把自己哭成了泪人儿。泪人儿告诉我，他在酒高原上生活了三十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调回北京，如今回来了，才知道真正属于自己的不是北京，而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那是被烈酒融化了冰雪、浇透了旱漠、泡软了生活的高原，那是以酒为旗、以醉为美、以豪饮为男子汉标志的高原。那里的酒日子让他学会了感激，让他懂得了如何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四季不散的寒流里，让他充实地活着且有了交口称誉的业绩，也让他有了不少笑话。是的，笑话，他有多少笑话可以记录在案哪。

    在格尔木工作那会儿，一次他和邻居老纪去朋友老黄家喝酒，喝完了坐一辆车回来，他从右边的门下车，老纪从左边的门下车，绕到汽车后面，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便把手握到了一起。他说：“你好你好，这么晚你去哪里了？”老纪说：“老黄家喝酒去了。你这一向干什么呢？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在西宁工作那会儿，一次他喝多了酒朝酒店外面走，透过玻璃门看到马路边正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抬脚就跑了过去。只听哗啦一声响，他倒了在地上，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这是门哪！酒店的保安拉住他，让他掏干了身上的钱赔了撞碎的玻璃才让他走。从此他长了记性，只要喝多了酒，便轻易不敢出门进门，生怕那门是玻璃的，自己看不清再撞上。一次在公园里喝酒，喝到晚上大家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呆坐着不动。老婆给他打电话说：“都半夜了你怎么还不回来？”他说：“他们把门关死了，我喊了半天没人给我开。”老婆说：“你再喊，大声喊。”他于是又喊：“开门，开门。”还是没有人开。他对老婆说：“管门的人回家睡觉去了。”老婆说：“等着，我带着钳子去接你，看能不能把门撬开。”老婆坐出租车来到了公园里，一见他就气得把钳子扔到了地上，喊道：“这里哪有门？你是不是把空气当成门了？起来，跟我走。”他说：“你不要骗我，我不跟你走，这么大的玻璃门，撞碎了我赔不起。”

    一个人每到一个地方工作，便留下一个故事，让大家在酒余饭后时不时地说起，且一说就哈哈大笑，即使是酒后失态的笑料，那也是值得的。须知大部分人是留不下事迹的，包括有些颐指气使的人，为官一世，走了根本就没有人说起，甚至不走也没有人说起，一旦说起，那也是气，而不是笑，不如一酒徒让大家感到舒心快乐。

    北京的酒徒朋友在最近发来的“伊妹儿”里有这样几句：“你还没改掉不喝酒的毛病啊？你不喝酒我怎么去找你？喝吧，再不喝酒我就跟你断交了。世人结交须黄金，你我来往酒一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是的，我曾经是个爱喝酒的人，后来就滴酒不沾了。但我不沾酒以后的有些作品仍然写得满篇酒气，原因是我喜欢爱喝酒的人，也结识了许多爱喝酒的朋友。读了我的作品的人以为我是个嗜酒如命的瘾君子，常常打来电话说：“什么时候喝一回啊。”我应付着：“行啊行啊。”其实我很虚伪，我干吗不老老实实告诉人家，我已经不会喝酒了呢？我写过一部以石油人和酒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叫《天荒》。一个朋友读了说：“我头都大了，就像喝了几十瓶你酿造的杂牌酒。但我不得不承认，你把喝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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