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戍叫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司令长官等，目前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陈诚比戴笠小1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党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自认为才干过人，又有其妻谭样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援，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作风。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谁都不放在他眼里，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对会。

    为了防范军统特务，陈诚也加强了戒备。但是，戴笠的特务组织是无孔不入的，纵然如此，戴笠还是获了陈诚的不少情报。其中，陈诚的手下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的情报他兴奋不已，认为抓住这次机会置陈诚于死地……

    由于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上层人物产生了悲观、失败情绪，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公然叛逃投敌。

    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所以在抗日战事中失败，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包围，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倘若要使中国得救，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败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材进入高层领导，辅佐蒋介石领导抗战和治理国家，即这次密谋是“清君侧”计划。这些青年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足以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大中寻找知音，以扩张力量；一方面积极与在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系，寻求外力的支持。美国朝野上下也有许多人谴责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无能现象。到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心也产生了动摇。在开罗会议期间，他直接了当地问驻华美军司令官，同盟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你主帅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如果日军再发动一次1942年那样的夏季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罗斯福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迪威表示，这样的人选“很可能都要指靠我们”。出于美国对蒋政权的失望和“换马”动机，一部分驻华美军人员以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对中国一些青年军官策划的“清君侧”的密谋活动逐渐引起重视，并在暗中给予必要的支持。但是，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人不只是要清除何应钦等亲日派将领和政客，而且要彻底倒蒋，建立一个由陈诚、薛岳、胡宗南等青年将领领导的政权。

    戴笠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并不急躁，命令特务们继续监视。

    1943年2月，蒋介石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陈诚作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就职后，从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大批人员来到远征军司令部，就这样“清君侧”组织又渗透到了远征军，很快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

    由于军统对他们早有监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很快到了戴笠的案上。戴笠查清了这批青年军官中有一名是陈诚的心腹亲戚，他脸上露出狞笑，暗忖：打击陈诚的时候终于到了！

    戴笠马上与胡宗南、汤恩伯联盟，增强自己的实力。因距离这批青年军人发动“政变”的时间越来越近，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一旦贻误时机，将遗患无穷。于是，他带着这一案件的全部案卷，亲自向蒋介石面报，并在暗中透风给何应钦，要他注意提高警惕，以防有人对他有不利举动。

    蒋介石闻报后，立即批准了戴笠的行动计划，并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将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大内参与活动的学生进行逮捕，被秘密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其先后逮捕的人数累计600人左右。

    戴笠很兴奋，马上亲自对被捕的首要分子进行审讯、逼供，只要能使其中一位招了是陈诚主谋，这回哪怕他陈诚有翻天覆地的能耐，也要死在戴笠的手下。

    为了使他们尽快招供，戴笠准备了军统的所有刑具，一位位逐个拷打、逼问……欲知后事如何，下章自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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