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戴笠将这股湖匪收编，可投入抗日。

    戴笠灵机一动，请杜月笙出面保释了丁锡山，令其立功减刑，这一招果然灵验，湖匪海盗纷纷投诚。

    这时，毛人凤向他建议道：“处长，我们何不在抗日之机，建立一支武装军人，校长肯定不会反对。”此话正中戴笠下怀，他马上起草一份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组织、湖匪海盗、工人力量，可以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不仅可以阻击日军、防谍、防奸，只要引导得法，在国家民族存亡关头，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蒋介石收到戴笠的建议，经过认真研究，于1937年9月4日从南京给戴笠复电：可与杜月笙合作，尽快组织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争取一个月内投入淞沪抗战。

    戴笠接电后，马上拟订行动大纲，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杜月笙。

    杜月笙很高兴，觉得这是一次报答戴笠的最好机会。继毒品制造厂案之后，戴笠又出手帮了他一次大忙，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前不久，杜月笙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因暗中与官僚资本勾结，大做棉纱买卖的投机生意，一下子赚了几十万银元，却搞得许多小商人倾家荡产，逃亡的、自杀的，一时怨声载道，舆论哗然，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轩然大波。蒋介石闻讯立即下手令给戴笠，要他揖捕徐懋昌。

    既是喝过血酒的拜把兄弟有事，戴笠自会安排，他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北槐是杜月笙的徒弟，便有意把这案子交给他。王北槐接了案子，急忙告诉师父。徐懋棠向杜月笙求情，杜月笙只好找戴笠商量。

    戴笠早已成竹在胸，要杜月笙动员徐懋昌拿出一部分钱买几架飞机捐献给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让夫人吹枕边风，这大案也就不了了之。戴笠又送了杜月笙一个天大的人情。

    9月5日晚上7时，戴笠率部由三极无线电所出发赴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陵公馆会谈。杜月笙、刘志陵、陆京士、生学范、万墨林、杨虎、陶一珊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

    一进门，杜月笙就携着戴笠的手入了首席，道：“雨农兄要组建部队，兄弟我一万个赞成。要人的话我的人就是你的人，要武器呢，我刚好购进5000支快慢手枪，随要随时可以拉走！”

    戴笠没想到是杜月笙给了他这么大面子，暗忖：我付出的现在开始收回了。会谈进展得相当顺利。

    接着就是命名的问题，戴笠为了在抗战结束后长期保留运用这支部队，把领导机构称为“苏浙行动委员会”。

    会议结束，戴笠又连夜把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大纲送往南京，面呈蒋介石，并提出37个人做为行动委员分委员：俞鸿钧、杜月笙、戴笠、杨虎、俞作板柏、刘志陆、向松坡。俞鸿钧是七七事变后走马上任的上海市长，把他推出来当然是个招牌。杨虎是淞沪警备司令、青帮大头目，与杜、戴的私交极好；俞作柏原桂系出身，先后任过桂军团长、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广西省政府代表主席；刘志陆是粤军宿将，曾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也是上海帮会的重要人物。向松坡则是上海洪帮老头子。

    戴笠提出的苏浙行动委员会高层人事方案得到蒋的首肯后，星夜赶回上海，于9月8日晚再次召集双方的原班人马，会谈别动队的高级人事安排。

    至此，这支史称“忠义救国军”的部队正式成立，并投入战争。然而，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急，蒋介石意识到情况严重决定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5日早晨，日军第10军司令官从柳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的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三处登陆，向淞沪中国军队主力的右侧发起攻击。

    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很快陷入绝境。

    11月8日，蒋介石下达全军转移的命令，淞沪战役各参战部队陆续退出上海战区。

    戴笠在上海布置潜伏工作和缓慢撤退的同时，接到蒋介石的两项秘密指示。

    当即，他便去落实第一项指示，来到杜月笙家里。

    一见戴笠进门，杜月笙推开身边的两个丫环，从烟塌上起身相迎，急问道：“雨农兄这个时候来访有何赐教？”

    戴笠说：“上海就要沦陷了，我想问问三哥有何打算？”

    杜月笙狡黠地问道：“是不是雨农已经给我安排好了去处？”

    戴笠说：“小弟不敢。我想三哥在上海苦心经营几十年，家大业大，一旦离开，岂不可惜？”

    杜月笙拉戴笠入座，摆摆手道：“雨农说哪里话，国家都要亡了，谁还顾及小家。我一向信奉钱财系身外物这一古训，绝没有舍不得的意思。”

    戴笠说：“很好。我刚接到委员长的密信，一是要三哥指挥忠义救国军在江阴要塞江面上布置封锁钱，阻止日本海军主力沿长江向南京进攻，还要三哥发动上海轮船公司在要塞地带沉掉几艘轮船，这样对阻止日本军舰有作用。”

    杜月笙边听边挥手把丫环赶走，点了点头。

    戴笠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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