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抵西安，亲自指挥西北大军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进攻，争取在日本军大举入侵前把红军消灭干净。

    得到戴笠的密报，蒋介石愣了半晌，道：“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经常收到汉卿和杨虎城不和的情报么？”

    戴笠说：“那是张、杨两人采取的计谋，用以迷惑校长的。”

    蒋介石又认真想了想，仍是摇头：“这不可能，汉卿的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讲忠义。”

    戴笠说：“我早就说过，汉卿的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报仇，也算是忠义。”

    蒋介石不悦道：“好了，不要说了。”

    戴笠咽下欲说的话，知道再怎么说他是不会听的，只好劝道：“不管情报可不可靠，我建议校长先待一待，暂时不要去西安。”

    蒋介石说：“我不要听，汉卿手下个别极端分子造出的谣言把你吓成这样！你别说了，不要妨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无奈，只好唯唯退下，心想：但愿这份情报是个别造出的谣言。

    蒋介石一行飞抵西安去了，戴笠因脱不了身，只好在家里密切关注西安的秘密电台。

    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戴笠坐镇在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来到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只见孔祥熙、宋美龄神色焦急地在书房里等戴笠。

    见戴笠来了，宋美龄急忙奔过来，递过一张电文道：“戴科长，你总算来了，帮我想想办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戴笠惊得愣在那里足足有半分钟。

    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何应钦当即封锁了消息，因此戴笠也同样蒙在鼓里，只有行政副院长孔祥熙知道这消息，立即通知正在上海密查“陈小姐”的宋美龄。

    宋美龄得知，醋也不吃了，星夜赶回南京商议对策，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但他哪里知道？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友新发来的电文：张杨叛变，委员长被扣，生死未卜。

    以后又中断了联系，可见向友新的处境仍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张杨叛变，蒋介石被扣的事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个黄埔同学或特务就哭道：“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没有了领袖，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这如何是好？”

    他去找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岂不要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千乔等人组成。两派剧烈争吵，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开会。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截然对立，更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千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

    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郑介民、梁千乔则在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另有文章。”戴笠接着道：“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要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说罢，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

    正在犹豫不决时，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驻西北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他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根据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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