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重心北上，手下全是饭桶，戴笠几经努力，西北军固若金汤……戴笠发现西北军将领胡逸民的小妾向友新风情万种……两个人打得火热，情报源源不断涌到南京……终于，探得张、杨将……

    戴笠把支票还给杜月笙道：“三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退礼品、拒绝赴宴，为的是免得招人攻击诋毁、授人把柄。你倒好，还托杨虎送支票给我，难道我们的交情是30万元就可以买到的么？你给我拿回去，自己收看。我们既然是结拜兄弟，你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

    杜月笙心里一热，叫道：“拿酒来！”

    话音甫落，把举起的水果刀划向自己的左手拇指，酒来后，把血滴进酒里。

    戴笠见状，也抓过水果刀划破指头，两人喝了血酒，结拜成生死兄弟。

    就这样，一件轰动全国的毒品制造厂案件在戴笠的一手操纵下，只把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当做替罪羊，拉出去枪毙，以应付舆论而真正的主犯杜月笙则安然无恙。

    这件事使杜月笙对戴笠刮目相看，认为他才是江湖上真正一等一的完人高手，深悔以前交往不深，发誓今后要加倍补偿。

    自此，杜月笙成了继胡宗南之后，戴笠的第二位知己。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戴笠从上海归来后，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西北。

    在此之前，蒋介石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急忙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万大军调往北方，与红军作战，并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服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黑幕重重的，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他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接着又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话总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座左右。并对西北区规定了3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剿区”时围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集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

    这段时间，因戴笠在南方忙于瓦解十九路军、分化陈济堂的广东军、追杀王亚樵等等诸事，对西北一直采取遥控的办法，因此进展一直不快。

    从上海回来不久，妻子因病来南京治病，经检查，确诊为晚期子宫癌。这时候，戴笠已准备培养自己的第二梯队——因他特别羡慕杨虎在上海的排场，尤其喜爱杨虎几个姨太太的交际应酬手段，于是，在带妻子毛秀丛去上海治病时，也把叶霞娣带到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等妻子一死，准备正式迎娶。

    戴笠在毛秀丛重病时突然良心发现，亲自去广爱医院看望。当毛秀丛在病危中不停地叨念那句“我吃亏了，那天白日我不该拒绝他”，戴笠听后，从心底涌起一股厌恶感，速速出了病房，觉得和这种土气的农妇简直无话可说，为此，他决心把叶霞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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