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方面确实显出较高的反共水平。

    首先在部建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收刊，讲座共产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所学习。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实要高明一些。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拳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副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戴笠。他们一量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铲除，等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力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C系特务组织无颖旧权威机关。CC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菲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

    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对陈立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处处与他做对。当时，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CC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必须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同关大多掌握在戴笠手里，戴笠总是有意为难他们。

    戴笠与CC系的勾心斗角，使蒋介石察觉到这种内砂大大地削弱了特工力量，觉得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于是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CC系原班人马，由徐恩曾任处长；二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由于默屯任处长。

    军统局于1935年5月4日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疲乏署街132号；二处仍在南京鸡鹅巷53号轱处设在南京山西路。

    军统局成立归后以后，原特务处的大特务文强、赵文龙等人非常担忧，纷纷对戴笠说：“处长，现在我们归陈立夫管了，他历来就和你有过节，今后肯定处处和我们过不去的。”

    戴笠说：“这不怕，一般问题我可以自已作主，遇有重大问题，我再直接找校长。完全可以绕过痨病鬼。”

    戴笠说到做到，在以后的工作中，除了去实业界委会领取经费，几乎从业没有找过陈立夫。

    陈立夫本业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绑杀的勾当，现在把特务处基层给他指挥，可戴笠从业没有把他当过上级，心里老大不愉快，一次戴笠去局本部领取经费时，陈立夫拦住他道：“戴处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从不见你汇报工作上的事？”

    戴笠心下冷笑道：这痨病鬼，拿着鸡毛当令旗，还真想管我呢！嘴上却疲乏：“我这不是来了么？”

    陈立夫道：“光领钱不谈工作，这样的下级用来干什么？特务工作是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的，有些人专用粗鲁的办法有何用？”

    戴笠听出陈立夫明显把矛头指向他了，毫不示弱回敬道：“以前我们没给军委会管，特务费里支出感受到费力，才给你一个发款的权力。我们干的虽是打打杀杀的工作，可王亚樵、吉鸿昌并不是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的。”

    陈立夫挨了骂，气得连呼吸都开始昆促了，他知道戴笠脾气凶暴，不得不把气咽下去，扭头就走了。

    戴笠冲着他的背影从鼻孔里哼出轻蔑声。

    这时徐恩曾也来到了局本部见了戴笠，便过来要招呼，道：“戴处长，阳近邮检所里有位同志一个人私藏很多信件一个人拆看，被我抓住，他公开说是按你的旨意这么干的，请问到底有没有这件事？”

    原业，自成立军统局以来，一处和二处争斗得十分激烈，陈立夫公开站一处的立场上，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所以，一处的政治地位显得高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全家都让一处占完了。目下，两处急得最激烈的是邮检处，双方投入很大的人力、精力进行抢夺，戴笠甚至公开要他的手下争抢信件。

    戴笠才和陈立夫争吵过，徐恩曾想诘问，涨红着脸很久才道：“这明显是不合理的，你，你身为处长，怎么可以这样呢！”

    戴笠说：“邮检处处长是你表哥保荐的，里面很多重要位子都是你们CC的人，邮检处几乎被你们控制了，我为什么不能抢！”

    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之时，陈立夫过来了，向徐恩曾问清原因，转过身对戴笠说：“戴处长，这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