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30日，一列特殊的火车从深圳出发，沿着新建成的京九线飞速向北，直驰祖国的心脏北京……

    “到了，快到了！”在临近北京的时候，全车人顿时沸腾起来。当他们走出车站时，无数彩旗与喧天的锣鼓声使得站前的广场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

    “老兄，你们真够款的！”

    “师弟，你们创下中国列车旅行史上一个奇迹！”

    “那当然，要不我们怎么叫‘北大人’！”

    “是啊，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北大人’！”

    这一天，中国和诸多外国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有关一趟特殊列车的消息。原来这是在深圳和广州工作的600多名老北大生为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而特意包下的一辆“专列”。

    北大人真牛！那几天，我一连听到好几位北京市民在评说有关此次“专列”时如此感叹。北大人确实很牛，像这样包着专列去参加校庆，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这般气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为北大人的这种气魄而自豪。因为北大人“包”之无愧，我想如果有一辆能载千人的“空中大客车”，北大人定会毫不犹豫地登机腾飞……

    1998年5月初的那几天，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与喜庆，这就是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那几日，从共和国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从第一代北大人的百岁老翁，到刚刚踏进未名湖畔的年少学子，都在为同一件事兴奋。不夸张地说，北大百年校庆的隆重程度是中国几千年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许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孔圣人活着，肯定也为此不亦乐乎。先不说国家元首携中国全体主要领导者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集会，也不说世界著名百校校长云集一堂的盛典，我所关心的是另一点，那就是北大百年大庆时所收受的“红包”有多少！

    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北大筹备校庆开始校方有关方面就公开明确原则：百年校庆不流俗，拒绝商业味。给许多单位和校友的一份《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指南》上，更加清楚地标明了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力图把校庆办成一个“教育节”、“文化节”和“艺术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北大的百年校庆确实办成了全中国的“教育节”、全中国的“文化节”和全中国的“艺术节”。我强调“全中国”，是其声势、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历届此类全国性的节庆。

    但是北大人很会办事，他们在把如此规模盛大的校庆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名校校庆的同时，却又喜气洋洋地在后台大大地收受了一串数目惊人的“红包”。下面是校庆办对外公开提供的一个数目：至校庆前一个月的1998年3月31日，25家中外企业向北大共捐助总额达1.5亿元人民币。其中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为北大图书馆新楼捐助1000万美元；香港泛华老板何柱国先生捐资3500万人民币；香港企新公司捐资200万人民币；日本企业捐资27亿日元；戴姆勒-奔驰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美国宝洁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三金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除此，校庆办还透露了另一笔“红包”账单：至4月9日，北大已与20多家厂家签订了价值共约3000万元的自负盈亏性质的制售纪念品合同。读者可以注意到，上面总值约为1.8个亿人民币的捐资中，都是百万元以上的大“红包”，至于那些几十万、几万元的小“红包”则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个情况是上面的这些数目都是在离校庆高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受的，可以想象，中国人过节都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带礼参庆。北大在后来的4月30日至5月9日的十天大庆时间里，先后接待了万人以上的各界名流与校友，那么这些人所带的“礼”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听说许多企业与许多北大校友——现在也都是大亨，他们此次对北大的捐资，全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低调处理，即不张扬、不宣传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团捐资的200万元，其集团杨丽珠小姐把钱一放，只说“捐资教育”四个字后绝不多吐一个字……

    北大校庆到底收了多少“红包”，是对外公开的2亿？还是实际的3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认真地去探秘。但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北大确实在校庆的那些日子里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中国之所以举国为北大百年校庆欢呼，就是因为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国百年进步的历程，而中国的百年进步有很多动力便来自这个“皇家学府”。

    北大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理所应当。北大天天“日进斗金”是我中国人的骄傲。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现象，那便是在中国现有的2000多所高校中（其中包括1034所普通高校，1000所成人高校）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异”，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迈进，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这种差异已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同样也反映到了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上。由于穷校与富校之间每年所获得的资金来源差异之大，致使在各自的教育与发展、投入与保障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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