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节，陈秀凤怀揣3万元巨款，怀着不同寻常的心情，敲开了那位占她房子的债主的大门。

    “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你必须马上将我家的房子腾出来！”陈秀凤强忍着不让泪水从自己的眼眶里流出。几天后，当她以主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失而复得的房内时，久溢在眼眶内的泪水夺眶而出……

    又过了几天，儿子从北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当他看到母亲一脸红光，和那被母亲装饰一新的房间时，高兴得直搂着母亲连声说道：“妈，我走这么长时间后你反倒年轻了许多……真的，妈！”

    陈秀凤听后，只是冲儿子笑，就是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心里有太多的泪在流淌，而所有这些在外读书的儿子则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后来女记者于秀文在《遭遇下岗》的文章中写下陈秀凤上面这段非同一般的经历，她的儿子和我们所有人可能永远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母亲为了上大学的儿子所付出的这一切。

    天下的爱，莫过于母亲的爱。天下的情，莫过于父亲的情。

    在北京市郊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带我来见他伤重的父亲。那是一片繁忙异常的现代化新区建设工地，但这位大学生的父亲却并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附近一个条件极差的小水泥搅拌场。我们穿过几个大水坑之后，又猫着腰才走进一个又矮又潮湿的草棚。

    “就在这儿。”学生说完，自个儿先进了草棚，看样子他是这儿的常客。

    我进去见到了他的父亲。学生的父亲大概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来，以为是他儿子的老师来了，便赶忙从那张用两块断了半截的水泥板拼成的“床”上支撑起身子，可后来还是非常吃力地躺下了。“老师对不起啊，我的脚……”他十分歉意地从脏兮兮的被窝里露出一条绑着纱布的腿。

    “别别，你歇着歇着。”我赶紧示意，然后问，“怎么伤的？严重吗？”

    “是楼板砸的。没事……”学生的父亲强作轻松地想在我面前晃动一下那条伤腿，结果“哎哟哎哟”地连叫起来。

    “怎么回事？”

    不想我的这一问，那学生站在一旁就哭：“他……都快化脓了，还说没事。呜呜……”

    “这孩子，你哭什么！”父亲瞪了儿子一眼，又朝我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毛病，我们乡下人不当回事，隔几天我就可上工地了……”

    儿子突然冲着父亲嚎起来：“还去啥？要不是你上个星期去干活，也不会又把腿折断嘛！”

    “这孩子！”

    我看父子俩有些较劲，便赶忙打岔：“这位大哥你能给我说说在北京做工的事吗？”

    “唉，不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嘛！”父亲一声长叹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说来话长呀……”等儿子出门打水走后，这位学生的父亲便跟我聊了起来，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位与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三年的安徽汉子，竟为了儿子的学业几闯京城，历尽沧桑，且险些丧失生命。下面是他的话：

    ……说起来我家还不算乡下，不过也不算城里，是典型的南方小镇。我孩子的爷爷辈在解放前做小买卖，后来办了个小作坊，结果一解放被划了个小资本家。这好，打那时起，我们家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就被人连根拔起并抛到荒野……其实我这个解放后才出生的“资本家狗崽子”，打生下后就没有见过家里有什么“资本”值得我能在外面炫耀的，倒是因为父亲头上的那顶帽子使我只上了初中就辍学了，之后是我被赶到公社的一个最偏远的农场落户。直到1980年所有的“狗崽子们”都开始恢复人的尊严时，我才重新获得了城镇居民的资格。但这有什么用？那时我既没有文化可以去攻读大学，也错过了当学徒工的年龄，二十七八岁的我成了一个谁也不要的“无业游民”。后来就在一家乡办小厂当看门的。那时我虽然政治上“翻身”了，但人们却已经开始更多关心物质、关心致富了。我呢，一个看大门的，既无技术又无文凭，加上几十年的“造反”早把我家的“资本”给彻彻底底地刨光了。我年纪又属高龄，经人介绍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是一位真正的贫下中农。她不仅出身好，而且她的家一直穷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且我心里踏实的是，我的儿子至少有一半血统是革命的进步家庭的。有了孩子后，我才感觉自己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可是孩子他妈身体本来就弱，生孩子后又落了病，等第二个孩子会走路时，她就瘫在床上不能动了。从那时起我一个人得管全家四张嘴，日子怎么过来的连我自己现在都说不清，反正这个世上啥样的苦活累活没有我没干过的。命里注定的，有啥法子？但我知道有一点不能耽误，那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我这辈子是没戏了，拿你们城里的话说叫“被耽误了的一代”。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出息，大的1995年考上了你们北京这儿的大学，小的考上了合肥一所大学。看到儿子比我有出息，我心里高兴，孩子他妈也高兴。可是我一个人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还要管家里一个瘫在床上的病人，我知道单靠我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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