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动的三笔政府补发的战争负伤荣誉金、一笔“文革”后重返工作岗位的补发工资和离休后从事种植业所得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哇，二十几万元呀！”儿孙们好不惊喜，他们从没听说一向俭朴的老爷子还有这么巨额的存款。慕玉生抱歉地对儿孙说：“这些钱我一直留着没舍得拿出来。现在该是时候了，我要设立个‘寒窗基金’，奖给那些念不起大学的苦孩子……”慕老用这些钱先后资助了19名贫困生上大学。

    花木工张俊年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贫困生问题报道的，他睡不着了：咱老百姓能做些啥贡献呢？哎，我们俩人一月的工资加起来有一千来元吧？我想每月从中拿出100元捐助一个贫困大学生读书，你同意吗？张俊年用胳膊轻轻碰碰妻子。妻子打了个翻身，说：啥事我没依你？张俊年一笑，第二天正好口袋里有100元钱，他跑到邮局，向全国学联填了张单子……从这以后的第二个月开始直至今日，张俊年每月领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乘车到全国学联办公室，亲自交上100元捐助款。现在他还是济困助学的青年志愿者，每天下班后他多了一件事：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介绍为贫困大学生们济困助学的意义。

    ……

    上面的这些事，都是我从团中央机关了解到的。因为材料大多是从特别设立的“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的卷宗中获得的，所以只能以简单的排列形式来告知读者，其实在这些人和事的后面都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细节。由于这些做善事的人，几乎没一个人愿意接受外界采访，所以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事。有位老将军从1990年开始就已经为援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资助过十几万元，每月的离休工资一大半给了山区苦孩子。当他从广播里听说有那么多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面临十分艰难的生存问题后，又强制自己戒烟戒酒，每天再省下5元钱来帮助某名牌高校的一个贫困生完成学业。而像这样的事，自1996年1月，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开展为贫困大学生“济困助学”的活动之日起，全国各高校的学联、团组织内都能找出一大批来。

    那天我在南京大学采访，江西籍的大四女生朱早红拉住我，第一句话就非常激动地告诉我，她已经同南京某国家科研所签好了就业协议书。她拿出那份已盖上用人单位大红章的协议书给我看时，双手在剧烈发抖。后来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才明白这位临将走出大学门的女孩子不可能不激动。朱早红的家在江西临川，那是个十年九涝的低洼山区。她上高中时就是方圆十几里惟一的一个女生，后来她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当地女界第一人。可小朱的家里贫困，父亲早逝，她与母亲和弟妹五人，靠种五六亩山田度日，无灾无旱的年份里全家人勉强能解决温饱。她考上大学那年却又遇发大水，家里几乎颗粒无收，偏偏她在办理上大学的“农转非”时，有那么个部门竟反要她交550斤“上缴粮”，最后还是好心的粮管所职工代她交了一笔钱才算了事。可是面对入学通知书上写的2000多元学费，小朱傻了眼。母亲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劝闺女：“咱是苦人家，你就认了命吧！”朱早红不服，说我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就不信没人救救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真是人小胆大，朱早红提笔就给当时的省长吴官正写了一封求助信。“说实话，当时我是赌气给省长写信，根本没想能顶啥用。但我万没想到的是吴省长真的回了信，而且专门又寄给我1000元钱……”朱早红说她接到吴官正的信时，才真正从心底里感受到了什么是“共产党好”。这位女大学生后来转上了好运，乡里、县里的干部也都学着省长的样，为她捐款捐物。不过朱早红内心最深刻的感受还是来自吴官正这位“大官”那儿。因为进了大学门的朱早红又一个“没想到”的是，后来已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的吴官正，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助、支持她读完了四年大学，并经常写信鼓励她好好学习。有一阵小朱因为没拿到奖学金而很苦闷，吴官正得知后写信对她说：“只要你努力了，这就够了！”一位日理万机的党的领导人，正在中南海的紧张会务期间，能给一名普通学子亲笔写下这般语重心长的话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激励青春斗志的？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朱早红不久前写信对我说：“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怎样来报答社会，因为我过去‘拿’得太多，以后的日子就该我为别人‘拿’了，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所有曾经给予我关爱的人……”我相信这是女大学生的肺腑之言。

    在山西，我见到了另一位与大学贫困生打得火热的省委书记，他就是被山西人民誉为“我们的好书记”的胡富国同志。到山西之前就听山西作家协会的朋友说过许多胡富国的轶事，比如他专爱在山西治穷，为了修那条“太旧高速公路”，他号召干部带头捐款，结果有人为此事整整告了他四年状，而老百姓因为有了一条可以走出大山的通天大道而就差点没呼“胡富国万岁”；路刚修好，他又来个卖掉身上的衣服也要“引黄入晋”，山西过去穷就穷在没水上，但办这么大的好事自然也会在一些利益上得罪某种人。还真有人干得出来，用爆炸他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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