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来队的第二天傍晚。

    我正和妈妈一起在宿舍里吃晚饭，段雨国急匆匆地闯进来：“指导员，快，连长的一家来队了！”

    我扔下碗筷，赶忙跟着段雨国来到接待烈士亲属住的房子里。

    战上们正你出他进地忙乎着。见我进来，梁大娘和韩玉秀站了起来。床上睡着那刚出生三个多月的女娃。

    段雨国对梁大娘说：“大娘，这是我们指导员！”

    老人直朝我点头：“唔，唔。让你们操心了……”

    梁大娘看上去年近七十岁了。穿一身自织自染的土布衣裳，褂子上几处打着补丁。老人高高的个，背驼了，鬓发完全苍白，面孔干瘦瘦的，前额、眼角、鼻翼，全镶满了密麻麻的皱纹。象是曾患过眼疾，老人的眼角红红的，眼窝深深塌陷，流露出善良、衰弱、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象藏着许多苦涩的东西。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偶然遇上，我怎会相信这就是连长的母亲啊！

    我连忙双手扶着老人：“大娘，您快坐下吧。”

    我把大娘扶到床沿坐下，转脸对韩玉秀：“小韩，您也坐下。”

    玉秀刚坐下，床上的孩子醒了，哇哇直哭。玉秀忙转过身去给孩子喂奶，轻声哄着啥事还不知的孩子：“盼盼，好闺女，莫哭，莫哭……”

    “大娘，听说你们上路十几天了。怎么才到……”

    没待我说完，段雨国贴着我的耳报告诉我，大娘她们下了火车，是步行赶来连队的！

    “啥？！”我心里打了个寒悸。

    从火车站到连队驻地一百六十多华里，难道这祖孙三代是翻山越岭，一步一步挪来的？这时，我发现大娘和玉秀的鞋上、裤角上全沾满了南国殷红色的泥巴。昨天刚落过一场雨，路该是多难走哇！段雨国对梁大娘说：“大娘，下了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汽车能直接开到我们连的山脚下。怎么？你们没打听着有长途汽车站！”

    玉秀小声说：“打听着了。”

    大娘接过话：“庄稼人走点路，不碍事。”

    “你们在路上走了几天呀？”段雨国又问。

    “四天带一过晌。”玉秀边给孩子喂奶边说，“要不是老打听路，走得兴许还快些。”

    我忙结段雨国递个眼色，不让他再问了。

    在邀请烈士亲属来队时，团里已寄去了足够用的路费。这祖孙三代下了火车步行而来，是将路费用在别的事上了，还是为了省出几块钱？！粱三喜留下的那六百二十元的欠帐单，足以使我晓得梁大娘一家的日子过得该是有多难……

    炊事班长带着几个战土，端着刚出锅的面条和四碟儿菜走进来。他们把面条盛进婉里，让大娘和玉秀坐到桌前吃饭。

    这时，大娘从床上摸过一个包干粮的包袱。包袱是用做蚊帐用的那种纱布缝的，沾满了旅途上的尘埃。大娘解开快空了的包袱，我一看，里面包着的是些黑乎乎的碎片儿，还有几个咸萝卜头。大娘用手抓着那些碎片儿，朝面条碗里放……

    炊事班长上前抓住大娘的手：“大娘！别吃这烂瓜干做的煎饼了！瞧，都挤成碎碴碴了……”

    “带在路上吃没吃完。孩子，吃了不疼撒了疼，用汤泡泡还能吃。”大娘说着，又把那煎饼碴儿往碗里捧……

    我眼里湿了。此时，只有此时，我才真正明白，粱三喜生前为啥因我扔掉那一个半馒头而大动肝火啊！

    …………

    大娘和玉秀安歇后，我打电话报告团政治处值班室，说梁三喜烈士一家已来到连队。

    接电话的是搞报道的高干事。他告诉我，一个月前，团政治处已给梁大娘和韩玉秀去过两次信，让她们来队时一定带上梁三喜生前的照片和写的家信。高干事让我务必抓紧时间问一向照片和家信带来了没有。因为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即将开馆展出，梁三喜烈士的照片和遗物都太少，军、师政治部已多次来电话催问此事……

    次日早饭后，我又去看望大娘和玉秀。

    屋内已坐着几位战士和几位班、排长。玉秀去年(七八年)三月间曾来过连队，他们跟她早就认识。

    玉秀显得很是年轻，中上等的个儿，身段很匀称。脸面的确跟靳开来生前说的一样，酷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秀长的眉眼，细白的面皮，要不是挂着哀思和泪痕的话，她一定会给人留下一种特别温柔和恬静的印象。她上身穿件月白布褂，下身是青黑色的布裤，褂边和裤角都用白线镶起边儿，鞋上还裱了两绺白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按古老的沂蒙风俗，为丈夫服重孝)……

    见我进屋，她站起来点了点头，脸上闪出一丝笑容，算是打招呼。然而，那丝笑就象在暴风雨中开放的鲜花一样，转眼便枯萎了，凋谢了，令人格外伤感。

    大家都默默地抽烟，好象都不知该对烈土的老母和遗妻说啥才好。

    昨天晚上，我已对全连讲过，关于粱三喜留下‘欠帐单”的事，谁要是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烈士亲属知道，没二话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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