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说完，不等道静答话，他就转向儿子皱着眉头——这使得他的瘦脸更像一块风干了的豆腐干，“快麦收啦，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的事，郁彬，你要多想着点啊。西头王老增那三亩青苗地，你到时想着叫长工们割了它。还有宋文刚的二亩也卖给咱们了。这些事你也替我想着点！早晚这家业还不都是你的！”

    “爹，您上了年纪，少操点心吧。”宋郁彬满不在乎地笑着说，“我外边的事还忙不过来。保定律师公会来信叫我，我还想去一趟。家里的事，少跟那些穷乡亲要点，又算得了什么……”

    不等儿子说完，老头宋贵堂喊了起来：“郁彬，你呀你呀，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是容易得来的吗？早晚得叫你给我暴了骨！”说着，他又指着揪着他的拐杖要去看戏的孙子说：“小文台，小文台，你呀，你呀，又是一个败家子！”

    宋郁彬夫妇看着老头，并不搭腔只是笑。老头子就气昂昂地拄着拐杖走了出去。可是走到门边他又转过头来对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这一家人的林道静打量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好像看她会不会偷东西似的。同时嘴里却对两个孩子喊道：“文台，小素，好好跟着先生念书啊！十块钱一个月的工钱，还要管吃住，你们就要把爷爷坑死啦！”

    这个夜晚，道静睡在那间陌生的糊得雪白的小房里，眼前总晃动着两个人影，一个是宋郁彬的老婆，这个长得正好和她丈夫相反的黄瘦女人，那两只大眼睛像刀子一样闪着锐利的光，当它在道静眼前一闪时，她的身上不禁起了一阵寒战——她说不上是由于厌恶还是因为恐怖。另一个人影，就是那个拄着拐杖的大地主宋贵堂。他盯着道静，好像用粗嘎的高声在喊：“别偷我啊！我十块钱一个月把你雇来，还得管吃住……”

    道静躺在炕上，一个人对着窗外皎洁的月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干么要受这种污辱？”她自己问着自己，“这日子怎么过呵？侍候少爷小姐，还得挨太太和老太爷轻蔑的、仿佛看小偷、妓女的那种眼光……”

    “我那侄儿留下话，要叫你这城市姑娘多受点锻炼。”姑母这句话像灵芝草一样立刻医治了道静的心病。她翻个身，给自己打着气，“道静，这是党派你来的，你要听话。鲁迅说过，‘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这一夜，她就在不安和自我斗争当中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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